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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或四大饥荒时期，姑且只算1958-1961这五年，报纸上是清一色的丰产高产，天天放卫星，对于大饥荒的现实，封锁的严严实实，但面对着饥饿的严酷的现实，报纸总要找一个遁词。那就是自然灾害，二是苏修运债。善良的人们，一时信以为真。
在那个困难时期，中央领导人并非没有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义务派人下去调查。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等高层人物还亲自下乡访贫问苦。1962年7月，刘少奇对着毛泽东坦率陈词:“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而毛泽东此时仍然叫人们“要顶住”，要坚持所谓的三面红旗，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进而指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回头看看我们的现实吧。不说大的，只说说我们身边琐事。
自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但那几年，粮食却是年年减少。我记得城市教师最多每人每月只供应24斤。油、肉供应也少，油每人半斤，豆干也要票。最后连布匹、肥皂……个人日用品也要凭票供应，不得多买。商店货架上商品，稀稀拉拉越来越少……由于食品的缺乏，人们自然是越来越瘦。
记得有一天同事来访，背着书包，里面还有喵喵的叫声。老蔡开门见山:这只猫喜欢偷吃，我家不要了，应该“明正典刑”，意思是杀掉吃了。我们也就毫不迟疑地做成美食。多亏老蔡动脑筋要吃它的肉，还要加它一个“爱偷吃”的罪名。
又有一次，厨房外阴沟里，不知怎地，忽然蹦出大老鼠，我也算眼明手快，顺手操起一根木棒，把老鼠打死。说也奇怪，不到一分钟，忽然又蹦出一只。这一只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大概是一雌一雄吧。我实在想不通，在那个饥肠辘辘的时候，老鼠怎么养得这么肥，每只至少有半斤重。自然它们也成了一顿美餐。说真的，这一辈子还不知道老鼠肉和猫肉是那么鲜美，也许是人们饥饿太久，饥不择食，“饥饿好下喉”吧。福建农产品中，有所谓“八大干”，为首的是“地瓜干”(即红薯干)，我数不齐全，其中有一种就是宁化县的“老鼠干”，即田鼠被特制的竹笼晒干后，然后加干辣椒而炒食之，味甚鲜美，前文提到1959年调入厦大，1969年下放宁化县，1972年返校，还特地做了一大盆带到教研组请同事们品尝，可见鼠肉是味美的。这算是闲话。
由于粮食油料等副食品紧张，小孩的零食也成了问题。平时有时候给他们买个猪腰饼，五分钱一个。后来连这种小饼也难得一见。那时候我去上海探亲返厦，上海也是物资紧张，少量高价食品买不起，只好带一条平价的白面包回来满足孩子的奢望，第二次再去上海，我问他要我带什么吃的，他不假思索地说:白面包!可怜呐，那么一个大上海，他所知道的零食，只有一种:白面包。
那时候，上面为了解救粮荒，而想出许许多多的办法，自然不是从根本上端正政策，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学校发动大家搞什么“小球藻”，说是颇有营养，搞代食品之类，却没有什么成果。最后，看到浮肿病实在快蔓延到全校了，于是最后求助于粮食局，粮食加工厂，弄到了米糠，再由粮厂弄到一些红糖，做成糠饼，消除浮肿，以救燃眉之急。
我那时候，一面承受着挨批挨斗，有苦难言的精神压力，一面又忍饥挨饿，终于大病一场。学校医院未查出病因，把我送到市办第一医院，饥饿时期，病人特多，走廊都注满了，医护人员忙得团团转，我住了几天却无人问津。后来有一天外科专家的院长带着实习生亲自来查房，他看到我的病历，再看我那模样，厉声交代:“赶快准备手术，这么些日子了!”
待我由手术麻醉中清醒过来，方知是阑尾穿孔，变成了腹膜炎。实在是病人太多，药品供应不上，这个市办最大医院，连个青霉素也没有，后来听说厦大医院还有一点，叫我回校住院。
就这样，我在学校医院住了一个月。同时来看我，只见一张脸，实在太瘦了，盖了被子，身体显不凸出。没有吃的，营养供应不上。1962年来，农村稍稍缓过气来，买个鸡蛋，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于是投奔浙江农村，在哪里休养了一个月回校。
省会有个老字号餐馆黎(聚)春园，困难时期民主党派去福州开会，我也被派去“受教育”。一天被招待到黎(聚)春园用餐。桌上有一盘红烧鱼，扁扁的，也有头有尾。为什么这么扁?可不是长江里的鳊鱼呀。一等大家下箸，才发现那是“半边鱼”，一条鱼劈成两边做成两盘来吃。堂堂老字号，老师傅真是难得，挖空心思应付这困难局面。请问读者，你吃过“半边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