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之忧

“改写”之忧 李辉

  ziyou 2008-11-14 10:03:18

 1 止庵先生善读书。这一次，他读《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三联书店出版），读出一些疑惑。他在《“听”与“读”之外》（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9日）一文中，指出作者吴学昭为造成“听杨绛谈往事”的效果，过度草率“改写”传主本人回忆文章，造成人称转换之后叙述口气的涩滞紊乱，反倒不如传主本人叙述读来顺畅贴切。 

　　止庵所论甚是。《听杨绛谈往事》固然提供了一些有趣细节，但作者准备不充分和急于求成也显而易见。访谈不充分，且来不及对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行研究，缺乏旁征博引，左右参照，更无从分析，也就只好以“改写”传主本人的书面文字来代替“谈”。浮躁之下，草草推出成果，复请出传主“钦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也似乎出人意料。一部传记难道必须由传主“认可”吗？世界各国传记写作盛行，只听说过传主健在时可以指定传记作者，提供资料，但传主并不能干涉作者写作，更不需要请传主审查通过。倒是听说过有的传记令传主暴跳如雷，即便如此，也不让人感到多么奇怪。 

　　止庵说得很委婉，但他对“改写”的置疑，其实提出了关于传记写作和口述历史写作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即，作者是否可以改写传主的回忆？“加工”是否可以随心所欲？ 

　　2 由《听杨绛谈往事》我想到另一本汪东林先生所著《梁漱溟问答录》。多年来，我一直喜欢《梁漱溟问答录》，梁先生的许多精彩人生片段，是读这本书获知的。由于作者注明是谈话记录，故一直相信其第一手价值。前些日子，我在编选《梁漱溟往来信札手迹》过程中，撰写一篇《梁漱溟暮年读书记》作为代序，在写到梁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和通信时，便引用《梁漱溟问答录》中传主关于早年在北京什刹海举办“朝会”的谈话。 

　　不久前，接到梁公子培宽先生2008年10月14日的来信，培宽先生信中所言，令我大吃一惊：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章为好，这样才更为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随信寄上《重读〈梁漱溟问答录〉》一文，文中对汪东林先生于书中因‘加工’而产生的问题，有所分析。请指正。” 

　　看信，再读《重读〈梁漱溟问答录〉》中培宽先生的仔细考证，才知道，原来所谓“问答录”，其实有些谈话并非梁漱溟本人口述，而是作者根据传主回忆文章改写而成。因是“改写”，欲给读者造成谈话的印象，自然免不了“加工”，这就难免顾此失彼，添加失当。殊不知，如此一来，传主自述的权威性和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其实，“改写”之忧不限于传记写作和口述历史，如今在各类报刊上，时常可见有人巧妙地将别人的表述“借”过来，略加“改写”，就天衣无缝地用在自己的作品中。 

　　3 读近期北京某著名周刊上一篇谈中国漆器收藏的文章，题为《醉红的悬念》。最后一段写得美丽之极： 

　　曾经有位外国朋友说，你们中国漆器里，剔红那种红色，英文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字，不是樱桃不是苹果不是西红柿的红，中文好像也说不准确，又像红枣又像红杏又像过年写春联的红纸，真是有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也许都不像，不如借个词牌唤它《醉红妆》。 

　　如我一样，编者似乎也很欣赏这段文字，遂略加删减，又醒目地将之排在标题下方作为全文提示文字。 

　　题目和文字，不陌生。翻开董桥的《今朝风日好》（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目录中就有《醉红的悬念》，一字不差。董桥写的正是漆器收藏。他的英国友人李侬，“回了一趟乡间旧居找出这份凌乱的数据影印了两份，一份给戴立克，一份给我。是他叔叔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手买卖东方文玩的记录……”于是，他由此开始叙述漆器的美妙。文章最后文字如下： 

　　“剔红那种红色英文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字，不是樱桃不是苹果不是西红柿的红。”小李说。中文好像也说不准确，又像红枣又像红杏又像过年写春联的红纸，其实都不像：我情愿借个词牌唤它《醉红妆》。 

　　显然，该周刊文章除谈论漆器的精华之处，都来自董桥。该文章的作者，“借用”了董桥的标题，又大胆地“改写”了他的文字。不同的是，他将李侬的话与董桥自己的比喻捏合为一体，另外又加上一句“真是有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几个字，如此轻巧地就将他人苦思冥想的成果放进自己的采摘筐。 

　　面对写作界日益盛行的“改写”，我倒是真的有些“捉摸不透”了。 

　　李辉（北京 学者）

他们曾经年轻，而今已然苍老——读《听杨绛谈往事》

胡适传人

来自: 胡适传人 2008-11-15 16:03:35

他们曾经年轻，而今已然苍老——读《听杨绛谈往事》 

关于最近写杨绛的那本书，既然已经很火爆，我本打算保持沉默。中午与朋友聊天，却勾起了别样的感叹。感叹似乎是老年人的专利，我这个青年在这里感叹，有装老的嫌疑，然而，既然有人扮嫩，也就有人装老了。 

在与朋友聊天中，我提取了杨绛人生中的几个片段，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意气风发的杨绛应叶公超的约请翻译有关拉斯基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发表在《新月》上。这时候，受过清华大学教育出来的杨绛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而她的丈夫更是人中之龙，杨绛与钱钟书，实在是珠联璧合的才子佳人。四十年代，读过奥威尔的所有书籍的杨绛夫妇决定留下，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而已。其实，凭钱钟书的才华，去英美国家任教并不是难事，他们拒绝了。自由与家之间的选择，在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最难的抉择之一。中国人从来没有富兰克林的达观：那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他们留下来了，于是才有了五十年代的洗澡，有了animal farm是本反动小说的论断。在那样的年代里，钱钟书已经做的足够好了，在需要时刻表态的年代里，钱钟书尽最大程度的保持了沉默的自由。从现在留下的史料来看，钱钟书基本没有写过什么大批判的文章，在那样的年代里，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他们在四十年代看到了animal farm，他们也在七十年代亲身经历了animal farm。我总觉得，经历过animal farm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了改革的新时期之后，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年代里，始终没有恢复他们年轻时候的风采。 

像杨绛，在这本书中，大力澄清谢泳所说的钱钟书的那些话。竭力为钱钟书澄清这些，并认为这是对钱钟书的栽赃陷害，其实，在我看来，这些话是对钱钟书的最大赞美，是钱钟书在一个风雨萧瑟年代里的良心见证，他说得这些话，与他在1989年写得那句“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中灰”一样，在未来历史学家的笔下，没有这些话的钱钟书未免显得轻飘，有了这些话，钱钟书就不仅是一个学问家，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杨绛的澄清，从反面证明了杨绛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的背后，是各种运动的惊弓之鸟心态。我们没有经历过那场苦难的人们，在理解上总会有历史的隔膜。与杨绛一样没有回复元气的还有青年时代就爱上杨绛的费孝通。 

改革开放时期的费孝通，在一些事情上的做法未免会惹人非议，例如在1986年当刘宾雁许良英他们提议开一个纪念反右三十周年的会议的时候，收到邀请的费孝通不仅没有参加，还把这事告诉了邓，最终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费孝通等人则受到了邓的表扬。对于费孝通的这个做法，我实在感到意外。王晓渔曾就此写过一篇 《当代“四皓”：费孝通、钱伟长、杨振宁、季羡林》，在感受到王晓渔那精彩的犀利与机智的言辞背后，总觉得未免有些苛刻，未免有失宽厚，尤其是对费孝通。当费孝通把这事告知邓的时候，他是否想起了在1957年他写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的心态到底如何？是不是担心新一轮的阳谋？这些内心的委屈与苦衷，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饶有兴味的还有沈昌文老爷子回忆的一件事情，退休下来的费孝通，曾组织步入老年的文化人，要时时刻刻不忘思想操练，于是那些文化老人组织思想讨论，互相交流，而就是这样的事情，也逃不过我党那敏感的眼睛，讨论会在开过一次之后，也就无疾而终。费孝通当然知道无疾而终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当他知道就此结束之后，他的心态如何呢？这只有他心理清楚，外人不敢妄加猜测，但我却由此想起了四十年代费孝通在西南联大的壮举，那时候，他正值壮年，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面对如林的机关枪，面对西南联大上空呼啸的子弹，费孝通从容不迫的走上去，慷慨激昂的演说，矢志不移的反对内战，主张迅速组织联合政府。在枪声中，我似乎听到了那些清脆的骨头的声音。那时候，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希望。几十年之后，当潘光旦在费孝通的怀里悲苦的死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费先生真正的感受。再过几十年，当一场交流思想的会议都被取消之后，费孝通什么也没有说。新时期比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进步就在于，新时期拥有了沉默的自由。 

他们曾经沧海，他们历经风尘，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新时代里，历经了五六十年代的斩草除根，历经了七十年代的人身凌辱，再也没有回复到40年代的士气，到了新时期，他们大都成了花瓶一类的角色，倒是我党内部那些良知未泯的老先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在削肉剔骨之后，终于从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走向了自由主义的世俗人生。中国正统的自由主义血脉，是在台湾得到了一步步的真正传承，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也才有了连战与李敖在北大演讲时候的追怀与怀恋。有了龙应台的龙卷风，有了马英九的春风得意。 

杨绛晚年，曾跟胡乔木交往密切。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很少。青年时候的杨绛，在四十年代所写得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延续的是英式戏剧的传统，幽默与讽刺并存，讽刺的是人性的弱点，幽默的是人生的悲欢，让人想起英国戏剧《屈伸求爱与造谣学校》，想起王尔德的《温夫人的扇子》，想起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想起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那些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不仅写得出英式小品文，就连戏剧也写得极其巧妙，四九年之后，这样的英式戏剧也及身而绝了，剩下的永远是革命的样板戏，每当想起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写过革命样板戏，总觉得不对味，这样的样板戏似乎不应该由汪曾祺这样的联大学生来写，而是应该由从延安来的革命青年来写才对。更倒霉的还有曹禺，《雷雨》的主角明明不是鲁大海，可是为了符合主旋律，一定要把鲁大海拿出来大肆修改，这总让我想起老舍修改《骆驼祥子》的故事，祥子的结局早已经注定，老舍先生为了追求进步却总禁不住要把祥子塑造成革命青年，这未免显得太滑稽，而在这滑稽的背后，却有着太多的沉痛。 

他们曾经年轻，然而似水流年，禁不住的刀光剑影与年年运动。他们已然老了，在岁月的尘烟中掺杂了太多的故事与不公，带着一肚子不合时宜，他们那一代人走到坟。后来人写到他们，除了叹息与理解的同情，还会有什么呢？想起朴树的歌，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那里啊？但愿还有不少人记得他们，就像记得胡适那样，当他们融入中国历史的记忆当中的时候，20世纪中国的后半个世纪才显得不那么轻飘，不那么虚无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