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风社西风社谈风社同人欢送林语堂先生去国留影。前排左起:黄嘉音、林语堂夫人廖翠凤、陶亢德夫人何曼青、徐訏;后排左起:张海戈、林语堂、黄嘉德、张沛霖、陶亢德,其中,黄氏兄弟是《西风》社编辑,林语堂和陶亢德也参与投资。陶亢德、徐訏是《宇宙风》社同人,海戈是《谈风》社编辑。张沛霖,曾与林语堂合译《浮生六记》。(祝淳翔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1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一个游春的人 记父亲的朋友徐訏先生》)
三四年前,我新认识的朋友祝淳翔先生忽然发给我一张照片,问我是否认识上面的人。我一眼就认出前排坐着林语堂夫人和我母亲,后排站着林语堂先生和我父亲,我母亲的左边坐着徐訏先生,其他的人我就不认识了。小祝却说《徐訏作品评论集》里注明徐先生边上是他的妻子。我把照片发给我兄妹,他们的回答跟我完全一样。在跟小祝争执过程中,我忽然想起来我见过这照片。大约在1990年代,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曾告诉我,他在一本林语堂推荐的书里看到过我母亲的照片。印象里,那好像是本武侠小说。隔了二十多年,老李不记得那书名。幸好,小祝在图书馆工作,对检索图书本事很大。他很快找到了那本书,原来叫《蓝田女侠》,里面的照片跟他发给我的一模一样,而编者魏绍昌对照片里的人物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徐先生边上坐的确实是我们的母亲。问题解决后,小祝建议我们向那些登了这张照片而注释错误的出版社提抗议。但我们兄妹都不同意。认为父母亲不会计较这种乌龙事的。父亲说过:“徐訏和我共编《人间世》不过一年左右,但从此成了好朋友,连彼此的妻子也成了熟人,时常来往。他夫人姓赵,夫妻间发生争吵时,她常来向我妻子诉说。她似乎很天真,后来上了一个坏人的当,终于和徐訏离婚。”
有意思的是,我们兄妹都能一眼认出徐訏,但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位赵姓妻子。小时候,我们住三楼,二三楼之间靠大门一侧有个小窗户,母亲在那里挂了个带绳子的铃铛,绳子垂到大门外,客人一拉绳子,我们几个小孩就会飞奔下楼,打开门以后,大喊着来者的名字又飞奔上楼。母亲就会说,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叫“×叔叔”或“×伯伯”。我们对母亲的呵斥好像不大在意,下一次还是可能直呼其名。
然而,有一个人,我们从来不喊他的全名,永远称他为“徐伯伯”。他便是徐訏先生,我们最喜欢的客人。他叫得出我们每个孩子的名字,也会摸摸我们的脑袋表示友好。他常常一坐下来就对我们说:“徐伯伯请客,徐伯伯没有钞票,一人一副大饼油条。”有意思的是他说上海话,但永远把“大”字说成“duo”。我们觉得很滑稽但从来没有去纠正他,因为我们都眼巴巴地等着他掏钱。现在想来,他是用这个办法让他有些安静的时间可以跟我父亲认真谈话讨论问题。而我们喜欢他也是因为他是父亲朋友中唯一会让我们得到平时难得享受的零食的人。
根据父亲的回忆,他跟徐訏相识于林语堂创办《人间世》的时候。那应该是在1934年,在大哥出生以前。在他未刊回忆录之《林语堂这个人和〈论语〉》一节里,父亲说:“我说是说帮助林语堂编辑《论语》,实际上是《论语》的编辑任务完全在我肩上,林语堂除了写一篇《我的话》之外,一切不闻不问,这是他的好脾气,以后办《人间世》和《宇宙风》都是这样。”在《〈人间世〉与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一节里,他用很长的篇幅谈徐訏先生。他说他在编《人间世》时没有辞去《论语》的编辑职务,“我一个人顾不周全两个半月刊,于是就请徐訏来帮忙”。因为“当《人间世》将出的时候,他从萧山寄一封信给林语堂,信的开头和结尾当然称师道学生,虽然林语堂在北京大学教的是英文”。(陶洁注,徐訏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人间世》的“版权页上印的是主编林语堂,编辑徐訏和我”,但父亲认为,“他能写诗会写小说,所以是作家而非编辑人才”,理由是,“他后来编辑过《天地人》和《作风》两个刊物,都不怎样畅销,寿命也不长久,倒是托西风社经销他自费出版(名夜窗书屋)的小说却风行多时,在解放前夕出版的《风萧萧》,尤为畅销。……《人间世》停刊之后,曾在生活周刊社主持过书报代办部的丁君匋,请徐訏编辑《人世间》,我亦列名编辑。这刊物在我看来,大有冒牌《人间世》的气味。人世间这三个字就是用的人间世三字。”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父亲满怀感情地回忆:
“徐訏在我患难时曾经设法想帮我一个大忙,虽然没有实现。1941年中秋节,我从香港来上海,目的是运一批在上海印刷的书到香港转内地。到书印成运出了,我就打算再去香港,到香港去的船票也在附设于上海银行的中国旅行社买好了。谁知到船期前两三天去旅行社拿船票时,旅行社职员同我相商,说有一位客人急于去港,我的船票能否让给他,我则下一班船去。我本无非照预定日期动身不可的急事,既然有人有事必须早走,利人而不损己,我欣然答应改迟一班轮船动身。谁知这一答应,后果极为严重:日本对美宣战,沪港交通断绝,我陷身于上海。
“这时候我的经济情况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多的积蓄没有,几千块钱是有的。但由于我不会囤积居奇,只知道存款于银行,所以手头所有,只是零存整取和定期存款的银行存折,例如给大儿长女存的所谓教育基金,就有一千多元(后来到期支取,只够买半支铅笔了)。
“战争之初,我靠退还船票的钱养家活口,但这支撑不了多久,我知道徐訏有同乡兼朋友魏友棐先生是银钱业中人,我请他转求帮一个忙,拿一个新华银行的长期存折,支了四百块钱。我存的是法币,支的却是储备票,而一元储备票,要算两元法币。
“过了不多久,徐訏来告诉我,他要到内地即抗战后方去了,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同行。到这一天,我才知道他在中央银行有着一个‘挂名差司’,即只拿薪水不必去工作的职员(务)。我对他说,我当然要到内地去,上海现在还怎能生活,但我没有旅费,拿定期储蓄上银行支取现金,是可一不可再的吧。他说,旅费由他去想想办法看。过了几天,他来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借到了两千块钱,作旅费是够了的。我因为同他总算熟朋友了,忘乎所以,告以心事,请他为我再设法一千元安家之费。他说,好吧,我试试看。那时候,我正是一家八口:家乡两老,上海四个小孩,加上妻子和岳母。我到了内地,找个工作大概不至于没有办法,但月薪所得,自己生活之外能否再赡养八口之家,实在没有把握,如果不能,我不能不想到一家人饥寒交迫的惨状,我不会不心乱如麻惶急不安的。我想起老舍到内地后给我的信,说他月薪所得仅够一己生活,妻儿衣食之费,望我千万勿忘了应该给他的版税,如无版税可付,千万代为设法即借他些钱汇给他夫人胡絜青。以老舍的名与才,在内地工作收入还仅够他一人糊口,我是什么人,能比他赚更多薪金吗?当然听说不少人连不识之无的也大发其国难财,但我无此本领。
“过了好多天,不见徐訏来。我有些焦急,就和妻同到他寓所看他。谁知走到他门口,只见他的仆妇在把书装进一只木箱。一看见我就说先生已经走了。当时我一听这句话,不觉凄然,简直是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木立了几十秒钟,一拉妻的手臂(她还在问几时走的)反身就走……在路上,我很怪徐訏的不辞而别。但后来细细一想,应该责怪我自己才对。我的心的确想离开上海,但我的行动却很可能使徐訏认为我不想离开上海,否则,既已为我筹措了两千元旅费,怎么还要他再想办法借安家费呢?换了我,也许不会不告而别,但徐訏能够忍心出此,还足见他过人之处,能够当机立断,不婆婆妈妈的,因为他如果没有再为我借到千元,是负我之托,那时如极力劝我离家,似乎强人所难,借到了呢,我会不会得寸进尺,要求再多借些呢。还有到了内地之后,倘我的收入不够养家活口,他是认识我在上海的老幼妇孺的,他也许不忍想到他们的啼饥号寒,负起使他们冻馁的间接的责任。”
徐訏1960年代摄于香港。(资料图/图)
徐伯伯告诉父亲他想去内地时,父亲托他找找老舍,请他帮忙为父亲找个工作。徐伯伯确实找了,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还为此写过文章。他跟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后两年又重新见面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谈起当年不辞而别的事情,但从父亲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徐伯伯想帮助他的:
“解放之前不久他办过两个出版社,第一个在愚园路,老板或合伙人姓陈,年纪很轻,还在大学念书,家庭似乎是资产阶级,他是代他叔父出面的。办了不久,散伙了。第二个在外滩一所旧大厦里,老板或合伙人是经商的,但与音乐家相来往,到过他们写字间的有歌唱家周小燕,词学大家龙沐勋,写有关音乐文章的钱仁康。钱君曾惠寄不少文章给《论语》,但以前未曾见到过。这个出版社也存世不久。徐訏怎么找到这两位老板或合伙人,我不知道也不晓得他有这样的资本家相识。他拉我做这两个出版社的经理,虽月薪有限,盛情总令人感激不尽的。惜乎这两个出版社都出书极少,前一个似乎没有出过一本书,后一个至今记得也只有一本王予的小说集。所以我的名为经理,实在徒有虚名,而且那时节我正在大难之后,神经麻麻木木的,百事无兴趣。幸而不久上海就解放了,出版社甚至在解放之前就解散了。”
我想我们孩子们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跟徐伯伯熟悉的。父亲说:“徐訏在国内印行的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风萧萧》就在这时出版,同时还出了诗集两册,本子很大,篇幅很多,我怕销路不好,劝他不印,他却满有把握地毅然排印,结果如何,记不得了。”
徐伯伯是在解放初去的香港,行前曾来我家。父亲说,“解放之后,他来看我,说是从故乡来,要去香港了,问我去不去,有人约他在香港编一本画刊。我说当年我不离开上海,犯了个大错,现在如果离开上海,那就要犯特错了。香港这个地方,我从1938年初去到1941年离开,前后足足待过两年多,对这块地方比上海更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像我这个既与国民党反动派无一丝半缕关系,又非英美留学生的穷汉,是绝对大不宜居的花花世界……我以直言相告,他不说是与非,我也没有劝他不要去,因为我猜想,他的打算肯定比我精明。我知道他在解放区不是不可能安居乐业,他的熟人中不是没有革命文人,他之决心去香港,总有他的考虑。”
在我看来,如果那一天我们孩子在家的话,一定又会吃到一副大饼油条,但一定不会知道他要走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做过一件对不起徐伯伯的事情。大概在我上初中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开列了一个书单,问大家是否看过上面的书,我正好看过《风萧萧》,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批判”。
可能是1980年代初,我有了资格进北大图书馆的书库,有一天在查找资料时发现徐伯伯写的一篇文章,说我父亲曾经想给孩子起名叫“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看了吓一跳,因为我哥哥确实叫“陶明”。那我不是该叫“陶白”了?这在我看来是个很难听的名字。我问父亲是否有这么回事。他说是真的。但我出生后他想起了贾宝玉说的,“女孩都是水做的”,便决定他的女儿要有三点水偏旁的字做名字。
最近我发现父亲写的一篇《徐訏闭户写农村》,篇幅很短,抄录如下:
“徐訏的文章初见于《论语》半月刊时,是半幽半默的散文,读者原不甚多,后写小说《鬼恋》,人为之迷,从此写他特有的那一套,《神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呀,《荒谬的英法海峡》呀,到《风萧萧》出而登峰造极,成了太太小姐的崇拜人物。有其人必有其文,写这一套的徐訏的为人,就有点怪僻荒诞,追求起女人来会得一天写十七八封情书,和太太一言不合会得一怒坐上法国邮船,去巴黎研究他的老本行哲学。巴黎住一阵就去比利时,比利时看一下再到英伦,然后坐统舱回国,抗战将结束时飞到美国,看不惯美国的花花世界,写了首咒诅纽约的诗回上海。
“解放之后,不大看见这个瘦长子小说家,据说在家里写他的农村小说。朋友觉得徐訏而写农村,有点笑话奇谈,他却一本正经,说原是八年前的未完之作,现在不过想修改一下续完罢了。其实他是宁波乡下人,入北京大学之前,原也不曾与农村隔离,他的叔父现在还是一个老农,所以要写农村未尝不可。问题是农民的苦乐,不像《神经病患者的悲歌》那样容易凭想象,随便架起空中楼阁来。要写得有血有肉,还得回宁波乡下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原载1949年7月25日《亦报》第一号第二版,署名:孺牛)
用两篇文章写徐訏,说明父亲跟他的交情确实非同一般。
1978年,我有机会出差到上海。妹妹正在为父亲平反一事四处奔波,大家开始看到希望。母亲忽然告诉我,徐訏给父亲来信,但父亲拒绝回信,真是冷酷无情。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不回信,他说没什么好写的。我说,看来徐伯伯还是记得我们的,我们还是应该回信的。父亲没有吭声,我很快离开上海,也就把这事置之脑后。1979年,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可能是1981年,有一次跟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见面,不知怎么她讲起徐訏。我喜出望外,要她告诉我徐伯伯的地址。於梨华的回答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原来他已经去世。我黯然神伤,父亲即便想回信也无处投递了。
父亲在回忆录里说:
“在1980年吧,上海鲁迅纪念馆陈世雄先生突然光临敝寓,出示鲁迅先生书信手抄件一文,上无收信人姓名,说是从由徐和我署名编辑的刊物《人世间》抄下来的,问我是不是这封信的收件人。我一看信的内容就回说不是给我的,那么只能说是给徐訏的了,但我不敢断言。后来陈先生探听得了徐訏在香港的住址,写信去问,得到答复确是写给他的。到了1981年上半年或1980年下半年(陶洁注,应该是1980年的下半年),陈先生转来徐訏给我的一封信,陈先生还附言劝我复徐訏一信。
“徐訏这一封信,写得相当长,也流露不忘我这个贫残老友。他说他在教书为生,因觉三不足而名斋为三不足斋,经济不足,精力不足,时间不足。……他问到我妻儿情况,又说他曾经向他和我都认识的何君问我情况,何君复信推说不知道。这封信写得有感情,末了还希望我给他回信,至盼至盼云云……”
父亲说他“是怀着不可弥补的抱歉心情记述徐訏的”,还说了他从迟疑不决到决定不回信的原因。他认为如果回信说“托庇平安乏善足陈……那等于没有回信”,但要他“历陈颠末缕述详情……”他“没有这样的性情”。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他远在海外,我又完全不知道我们所最为重视的政治面貌如何”。父亲还转述了周黎庵先生在香港的友人马君的信,说“徐訏还曾托黄苗子到北京路过上海时代他探望我一下。黄苗子当然没有来看我……马君信上有两句动人的话:伯訏常念亢兄体弱,故切托黄君代为一候,未料其先捐馆舍也”。为了“稍赎前愆”父亲把徐伯伯的来信完完全全地抄了一遍。
父亲还说,“徐訏的文学作品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这个文学门外汉不敢开口。我只感觉他的为人,能待人善接物,和他相识的人,没有一个会说他坏话,特别是女性。……徐訏去了,我时常想起丰子恺小时送他的一幅画,题为‘游春人在画中行’的。徐訏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游春的人,行走于游春的仕女群中。”
父亲的回忆使我想起丰子恺先生也曾送给他一幅题为“贫贱江头自涴纱”的画。我母亲认为这画不吉利,自从有了这幅画,我家的境况就一年不如一年。但父亲好像很欣赏,还以画题为题写过回忆丰子恺的文章。
徐伯伯于1980年去世,父亲也于1983年离开人世。也许他们两位老朋友已经在地府相聚,互诉衷肠,畅所欲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