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有时写一点有关戏剧的文字，是始于一九四六年的冬天。从《旧戏新谈》的序跋里，可以约略看出当时动手写作的缘起和经过。这些并非正宗的论文，只不过是一些随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杂文”。解放了，因为工作关系，还是随时注意着戏曲方面的动态，偶然记下一些零碎的感想。同时，又颇想跳出过去的蹊径，较为认真地试作一点研究、并开始学习运用新的观点来观察旧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下面的另外两本薄薄的集子，看来依旧是一些浅薄、幼稚、不成气候的东西。使我终于觉悟了自己不是剧评家的材料，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前后，我的关于水浒戏的几篇文章被几位剧评家指定为“唯成份论”标本的时候。这以后，我就基本上停止继续写这一类文字了。不久，就是彻底的“休息”。如是者凡二十二年。
承出版社的好意，给我一个结集的机会，在我，是非常感谢的。如果说重印旧作还有什么意义，我想主要的一点是它保存了一些过去了的历史痕迹。人们大约都有这样的经验，偶然从什么角落里发现了一张陈年的旧报，打开一看，那里记载的“新闻”，发表的文字，以至一幅图片，一个标题，一则广告，都是很有趣的历史材料了。它会将你带回往昔，重温旧梦，并如看旧影片一样重睹当时的社会面貌，听到时人的各种议论。这就不只是“怀旧”，还可以用来和今天加以对比，从而看出我们曾经走过了怎样一条道路。这一切都将是有趣也是有益的。
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也是文学名作，杜甫的诗篇被公认为“史诗”，但这并不能取代更为众多的历史遗存与短书小册。作为旧文献它们的价值有高低、大小之分，但都同样有存在的价值。这大约并非一种个人的私见。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冒昧地编成了这样一本集子。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认识，在重编时只作了极少技术上的改动，而基本保持了原貌。
例如几篇论水浒戏的旧作，过去曾被指摘为“唯成份论”的标本，就尤其应该保持原状，不能赖帐。自然由于疏懒，不想遵照评论家的指点加以改作，也是一个原因。
无论是老中医或新派医生，在给病员诊病时，都要开一张“脉案”。一开始记录的大抵是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之类。如果医生问清写下了这几条，不及其他，紧接下去就开处方，那自然是昏虫；但如下面还写着并非潦草的“望闻问切”的记录，那么我们就不能责怪前面的几条“例行项目”的登记为多余。因为不问男女、不顾年龄就进行断然的处方，那就将是一名更为可恶的昏虫。
我想我曾对水浒英雄的出身成份作过一些整理，接下去在这基础上又进行了分析的情形，也差不多就是如此。当然我并非什么“名医”，也许倒正是一名“庸医”。不过开脉案时倒还是遵照了通常的医疗程序的。称之为“唯”，怕并不稳妥。曾经剪存下来的几篇剧评家的论文，几经动乱也都先后失落了，再找起来也困难，所以只能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两三年以前吧，我又开始陆续写一点谈戏的小文了，那是许多好心朋友督促的结果。他们好象还都保留着一种旧有的误解，以为我是什么“剧评家”，虽经解释说明，终于并无大效。但到此时我也才愈益明白了我确非什么“剧评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写点什么文字的作者，一名普通的观众。不应该勉强去作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情。这是应该遵守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这许多体裁风格并不一致的篇章放在一起而称之为“杂文”，那用意也在此。文集中的一切谬误、缺失都期待着读者的判别、指正。是为跋。
一九八二·二·九·
黄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