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年:唐弢怎么能这样写“书话”?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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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沈鹏年:唐弢怎么能这样写“书话”?作者:博闻强记
唐弢的霸道，当年通过耿庸的回忆录有所了解。对沈鹏年，有一帮专业鲁迅研究者进行“追杀”，搞得人不得不信这人是个“骗子”。但从沈鹏年文中揭露的唐弢对范纪曼的诽谤来看，我还真不敢相信那些“专家”了。据沈鹏年说，专家们都是唐弢的弟子。唐弢的弟子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汪晖了，这位汪大主编就颇有乃师的风范，二十年前的论文再版多年，引注就是不改。留下话柄，也算一绝。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我国新文学作品的版本和掌故，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学问，涌现了一大批有才气的“书话专家”。考究版本、探讨源流，校正纠误、钩沉索隐，出版了许多著作，非常可喜。但有一些人把唐弢奉为这门“新兴学问”的“祖师爷”，则似乎言过其实了。因为历史上最早发表新文学作品“书话”的是阿英(钱杏邨)先生。见于1937年出版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册》，题为《鲁迅书话》，介绍了鲁迅的第一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最早的译本《域外小说集》和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这些“书话”图文并茂、隽永耐读，钩稽了第一个评价《阿Q正传》是周作人的史实，转述了鲁迅谈《域外集》典故给阿英的两封信，更是弥足珍贵。平心而论，这才是我国最早和最正宗的新文学“书话”，提供后学者作为楷模和范本，是当之无愧的。至于唐弢以晦庵为名起手写《书话》，还在阿英发表《鲁迅书话》的九年以后。还有人把《晦庵书话》当成这门学问“开山”的“经典”，称它是“搜集中国新文学版本的白皮书”，“指引读者到那个神秘世界去探索”的
“案头必备书”。未免溢美失当。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学者李平心先生编著、生活书店出版的《全国总书目》，才是“书迷”们真正的“案头必备书”。而唐弢的《晦庵书话》，其中的《海涅<还乡>》篇，就有信口雌黄、泄怨诬人之嫌;甚至在《书话>序言》中，更有编造谎话、自高身价、落井下石之嫌。他口口声声标榜“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这四个“一点”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当我把所知情况一再向唐弢反映，他虽然表示“承教甚感”，却“我行我素”，听其“谬种流传”;甚至变本加厉，无中生有，把“捏造”的罪名强加于海涅《还乡记》译者的身上，后果严重。他所谓通过《书话》“给人以知识”的“史德”、“文品”又何在呢?
1980年9月，《晦庵书话》第一次大动手术、大肆增删补充、改版重排，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以来，二十多年间不断由小32
开改成大32开、再由大32开化为狭长型袖珍本，重排重印了三次，累计印数达10万计。最近一次的重版是2007年7月。每本定价从1元4角上升到30元
5角，涨了20多倍。但其中的失实和错误却一字不改。为了对当前和后代的读者负责，最起码总要加一条注释吧，想不到连这一点举手之劳也不屑为，实在令人费解。莫非唐弢文章一字千金，谬误也当“真理”吗?
《晦庵书话》当年的受害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1926年)党员、隐蔽战线上的英勇斗士范纪曼同志。党中央有关部门早有指示:“解放后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唐弢《晦庵书话》硬是置若罔闻。我虚度八十有二，在人世间已为日无多。回想忘年知己范纪曼同志刑满释放在上海戏剧学院“监督劳动”，承“上戏”图书馆荣泽民兄告知，我特地前去看望他。他形容消瘦、骨削如柴，见了我躲进了洗手间。我紧跟进去表达我对他的“想念之殷”，他抱住我失声痛哭，哽咽难言。中央文件下达，落实政策，他住进华东医院高干病房治疗，我又多次去探望他。他和我谈起唐弢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希望我写文章为他辩诬，告诉读者以真相。为此，我写了《神秘的书屋和奇特的教授
--为革命老干部范纪曼同志辩诬》，投寄上海有关报刊。由于唐弢影响和阻挠，无法面世。如今中央为范平反的文件已颁发24年，去年《山西文学》发表李镛同志文章，写了专章《关于范纪美》纠正唐弢谬论，仍未能博出版社青睐。今年7月新版《晦庵书话》大量发行，唐弢强加给范纪曼的诬陷不实之词依然“谬种流传”，出版社连一条注释也不屑添加，实在令人难以容忍。作为一个和范老生前相识半个多世纪的忘年交，曾受范老嘱托，有责任和义务继续为此事分清是非，澄清迷雾，还他的革命历史以清白。
为了推倒唐弢《晦庵书话》强加给范纪曼的诬陷不实之词，兹据历史档案和他本人生前谈话的记录，将其生平事迹扼要公布，便于读者了解范纪曼究竟是何许样人，为范讨回公道。
范纪曼究竟是何许样人
大革命时代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
范纪曼原名范贤本，笔名范纪美。1906年3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梁山(今梁平)县。少年时代至当时四川的第二商埠、川东交通中枢万县(今万州市)
求学。1925年19岁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和罗瑞卿等同志是同班同学。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第四军独立团叶挺团长领导下任排长。汀泗桥战役中身先士卒，英勇负伤。伤愈后党调他去四川开展工作，到万县地区建党，先后担任梁山县、合川县的县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北川地区军委书记。1929年党派他去重庆，先后在西南美专、重庆高中等校从事学生运动。在革命斗争中与“美专”
女同志彭雅萝相识，经组织同意与彭确定了恋爱关系。同年秋，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同志派他去上海工作。彭雅萝同往上海，考入上海音专。
范纪曼在上海，地下党将他的组织关系编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具体工作是交通联络员。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后因叛徒出卖，范被敌人逮捕。狱中三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身份，经亲友营救于同年8月交保释放。出狱后积极设法找党，当时立三路线将党、团组织撤销与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推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范未能接上组织关系。
北上找寻党，投考进“北大”
范纪曼与彭雅萝反复商量，鉴于在上海一时无法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决定北上北平(即北京)，为了找寻党，便投考进入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范纪曼在北大为了找党先后就读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他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又学习了俄文、德文和日文。还在戏剧系进修，专攻舞台美术，受到戏剧大师熊佛西先生器重。彭雅萝则专修音乐。范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参加“左联北平分盟”。在这里他终于和共产党员发生了工作联系，他提出要求解决组织问题，但由于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又多次遭到大破坏，原来的党中央也被迫撤往江西苏区，组织之间无法取得联系等历史原因，暂时未能为他恢复组织关系。
在此期间，范纪曼在党员同志的联系和支持下，为我党和革命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日寇发动“九一八”侵华事变，东北沦亡。北平各校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抗日学联，范纪曼当选为学联主席团成员，开展救亡运动。为了要求蒋介石抗日，北平五千余名学生南下请愿，范纪曼担任
“爱国学生南下请愿团”的纠察总指挥，到了南京，带领请愿学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等党政机关要求政府抗日，与军警搏斗遭重伤，经南京鼓楼医院抢救脱险。宋庆龄介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前去采访，写了《怒吼的北平学生》报道范纪曼等的英雄事迹，发表在英文报刊上。史沫特莱为了表示对范纪曼的敬意，把自己使用的派克金笔送给他，留作纪念。这支派克金笔，范请彭雅萝保管，保存至今。
党要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经过从北平赴南京的示威请愿活动，范纪曼不便再回北大。党要他到上海，1933年至1936年在共产党员刘逸樵同志浏系中央特科李克农同志部下联系和领导下从事革命地下工作。此时，彭雅萝在上海音专任教，有了固定收入，在静安寺路戈登路(即今南京西路江宁路)租下公寓，建立了小家庭。范在工作之余翻译海涅、歌德、普希金的作品，经常去内山书店购书，与店主内山完造熟识后，在书店拜见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听说范在翻译海涅的诗歌，对他颇为嘉许。范纪曼说:“鲁迅先生印书主张不切边，自称‘毛边党，因此自己翻译的海涅《还乡记》出版时全部毛边装订”
当苏联举行第四届国际戏剧节时，由于范纪曼精通俄文，专门学过戏剧，又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党组织派范和钱俊瑞等同志一起赴莫斯科出席戏剧节活动。范在莫斯科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戏剧节结束后，这位代表派他在苏联专门学习秘密隋报工作，归国后受潘汉年同志领导。为了职业掩护，由钱俊瑞介绍至党创办的新知书店当编辑。1937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一直在潘领导下工作。
党派他打入南京伪中央大学
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党要他以北平商行、雅典娜美术用品社经理等身份为掩护，坚持车命的秘密工作。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日寇发动进攻江南的新四军。党派范纪曼到南京打入汪伪中宣部，并在伪中央大学担任训育主任兼艺术系教授。范在南京结识了倾向革命的周之友。周之友即大汉奸周佛海之子，原名周幼海。范纪曼精通日语，又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周之友为此经常向范请教日文、纵谈艺术。周之友的母亲杨淑慧(即周佛海之妻)原是日本留学生，爱好艺术。她听儿子一再谈起中央大学的范教授，称他是“鹤立鸡群”的人才，便邀请范教授来“周公馆吃便餐”。周之友正在写《日本概观》，要请范指点，来往比较密切。范纪曼从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及时报告党组织。范还把周之友的情况反映给组织，党安排另一条线去做周之友的工作，经过争取、教育，周之友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周在政府部门任职。
范纪曼影响和教育了多批中大学生，鼓励他们去新四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第三国际宣布解散后，反动派叫嚣“马列主义破产”，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大放厥词，胡说要求解散共产党。中大的爱国学生对樊仲云谬论进行驳斥，发生了“打倒樊仲云”的学潮。敌伪军警前来弹压。范纪曼以训育主任身份出来保护学生，说“学生因为樊校长克扣贪污大家的伙食费而闹事，情有可原”。樊仲云向敌伪当局哭诉后，准备逮捕范纪曼。幸得周之友等同志及时而具体的帮助，范纪曼在1943年5月安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
奉命办木简书屋，作党的联络据点
范纪曼到了上海，党组织要他开设书店作掩护。他盘进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40弄大成商场16号的一幢房屋，开办中文书和外文书混合的旧书店，仿效鲁迅先生的“三闲书屋”名称，定店名为“木简书屋”，由彭雅萝出任书屋经理，党组织为他办了营业执照。木简书屋前后两进:前进很宽大，隔成两间，大间四周安放红木书橱，橱顶上各悬挂一幅油画;中间两列藤椅和茶几。略小的一间南面是落地玻璃长窗，左右两面是精致的红木玻璃门书橱，里面都是烫金精装的珍贵书籍。坐北朝南办公桌，座后屏风，屏风后一扇小门通往后进。后进有两处边门，一通戈登路，一通大华路;后门正对美琪大戏院的观众出口处。这是一处比较隐蔽、又易于撤退的好地方。我当年在永大厂做工，下班后跑书店成瘾，每星期必到，范纪曼见我是青年工人，相熟后成了忘年交(他比我年长20岁)，我对书屋非常熟悉。木简书屋从1943年创办到1949年上海解放，存在期为时六年。实际上这里是党的秘密联络据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入租界，所有的美国侨民和英国侨民全部被关进集中营。他们的住家“鸠占鹊巢”，为敌伪官僚抢占，所有外文书被扫地出门。范纪曼和彭雅萝都精通几国外文，早已及时抢购了大批珍贵版本的外文书。为了充实木简书屋，装点门面，便把自己珍贵的藏书、西文原版书、精美画册统统陈列出来。木简书屋豪华、高雅的品位，堪称独步上海滩。书屋处于大成商场的最后一角，闹中取静。商场里百货杂陈，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正好成为秘密联络点的自然屏障。当时范纪曼鼻架金丝眼镜，身穿西装革履，独坐办公桌用酒精灯煮咖啡，手持古巴名牌雪茄烟，时而伏案读书或写作，神态非常潇洒。
在木简书屋里，潘汉年要范纪曼与一个地下党员刘鹤孔保持联系。刘当时化名李一鸣，在法租界白尔部路负责一座秘密电台。范纪曼亲自驾摩托车为党传递讯息。有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敌人正在和法租界巡捕房交涉，将要到白尔部路去查抄电台。范纪曼驾驶摩托车匆匆赶在前面，把电台装入纸箱和麻袋抢救回来;李一鸣也及时安全转移，敌人扑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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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了木简书屋不卖书、不印书，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范纪曼把翻译的海涅抒情诗九十首，定名《还乡记》，用笔名范纪美，由木简书屋印行出版。此外，木简书屋还代办发行了一本杂志《光化》月刊。
这本《光化》杂志，是打入上海市伪警察局任司法处长、兼伪上海市政府军法处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同志所创办。李时雨和范纪曼原是北平大学的老同学，参加共产党后被调至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同志部下工作。抗战爆发后由许建国部长派往上海，通过罗君强的关系，打入汪伪组织。(许建国同志在解放后先后任天津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公安部副部长、驻苏联大使等职。)1944年日寇处于下坡路，在上海控制稍松。李时雨和范纪曼商量后，决定办一月刊，取“光天化日”即“光明化掉黑暗之日”的意思，定刊名为《光化》，创刊特大号发表了《胡适外传》、《张爱玲手札》等文章，第二期发表了范纪曼译的普希金长诗，第四期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史实》，公开介绍了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等中共领袖的事迹。这本杂志的出版，在上海读者中引起轰动，一向冷落的木简书屋顿时门庭若市，“热”了起来，每期门售五百本，刊物几天内一抢而空。李时雨经常开了伪警察局的警车，停在大成商场门口，来看望木简书屋的主人范纪曼，客观上为这处秘密联络点增加了一层“安全”的保护色。但当时范、李分属单线领导的两条系统，并无直接关系。这次合作，纯属私人友谊。组织上发现后，批评李“左倾幼稚病”，《光化》随即停刊。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我有幸结识了李时雨同志。“文革”结束，李时雨同志“离休”后住在北京前门大街高干楼，我应约前去拜望，重温旧事，
谈到范纪曼被诬含冤的不幸遭遇，相互唏嘘。李老还请我吃过两次饭。
智震敌胆，抢救老党员出狱
木简书屋主人范纪曼运用智慧，利用青黄不接的时机，请李时雨同志协助，威震敌胆，从提篮桥上海监狱营救党的老同志出狱，受到党中央嘉奖，是一段颇为惊险而有趣的革命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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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孤立无援，惶惶无主;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鞭长莫及。此时，党要范纪曼设法营救一位党的重要干部--被关押在提篮桥上海监狱的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杨靖宇烈士的兄弟、抗日联军的副指挥杨树田同志。
范纪曼立即约请李时雨来木简书屋商量营救计划。
其时重庆的蒋介石委任南京的大汉奸周佛海为首组成“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准备接管上海的权力。李时雨刚刚受任新职，由周佛海任命为
“总指挥部”的军法处长，在周滞留南京尚未到沪以前代为行使职权。
李时雨听范纪曼谈了党的这一指示后，就说他正好与上海监狱的伪监狱长沈冠三相识。
两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作一次冒险的尝试:化妆闯监狱，逼沈冠三放人。
范纪曼弄来一套美军军官的军装，化妆成刚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自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范纪曼坐上由李时雨亲自驾驶的军用汽车，横冲直撞地驶进上海监狱。伪监狱长沈冠三听说是“重庆来客”，慌忙出接。范纪曼装出国民党军官的蛮横凶相，厉声责问:“我有一个部下被你们关在这里，还不赶快放出来广是!长官。请问贵部下的大名?”沈冠三惶恐地问。“妈的，装什么蒜!他叫杨树田，你会不知道吗?”
沈冠三诺诺连声，忙派人将杨树田押来。其实范和杨两人并不相识，范想到组织上交代过杨曾在哈尔滨工作过，懂俄文。因此，范一见杨进来，立即用俄语向他招呼说:
“他们如问你和我是什么关系?你就说是我的部下。”
杨树田心中有数，立刻恭恭敬敬地向范行了一个国民党的军礼。沈冠三见了，对于范、杨之间的关系也就深信不疑。范纪曼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便对李时雨一挥手，说道:
“杨出来了，我们走吧!”
“长官，你们领去犯人，请写一个提人的收条。”沈冠三着急地说。
范纪曼装出不耐烦的样子，训斥道:“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你们这批汉奸死心塌地，都应枪毙!你不要错过立功机会。我来接我们的人，还要他妈的什么收条!你还想向日本鬼子交差邀功吗?真是混蛋。”范纪曼大发雷霆，李时雨假意劝架，沈冠三碰了一鼻子的灰，只能放行。
范纪曼大咧咧坐上李时雨亲自开的军车，带着杨树田，扬长驶出了提篮桥上海监狱。
他们通过“老板娘”董竹君同志，事先在锦江饭店开好了房间。洗澡、理发、更衣、吃了点心以后，仍用李时雨的军车把杨树田同志送到拉都路安乐村(党的一处秘密据点)安顿下来。范纪曼回到木简书屋，立即将胜利完成任务的讯息报告党组织。不久，党组织把杨树田接走，通过关系安全到达东北。杨树田参加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为解放东北作了贡献。后杨树田担任了哈尔滨市副市长。
就在范纪曼救出杨树田的第二天，国民党先遣部队接管了提篮桥上海监狱。
唐弢写《书话》泄怨，范纪曼险遭不测
抗战胜利以后，党要范纪曼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留在上海，继续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
此时，由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大师熊佛西为校长的上海剧专(解放后称上海戏剧学院)，从内地迁回，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幢多层大厦复校。范纪曼在北大听过熊佛西的课，熊更把范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一拍即合，范纪曼接受了上海剧专的教授聘书。由艺术大师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专也迁回上海，刘早已听说范在南京中央大学的艺术课很叫座，上海美专的聘书也送来了。
范教授白天要在“剧专”、“美专”上课，课余还要完成党交办的任务，晚上还要备课。分身乏术，木简书屋的事务自然无法兼顾。党组织决定，要范纪曼把木简书屋移交给地下党员张子羽同志负责。
在此期间，唐弢以“晦庵”笔名在《文汇报》连载《书话》，这本来是谈论新文学作品版本的题跋式的随笔，与政治毫无关涉。但唐在谈海涅时却指责了范纪曼。据范纪曼说:“木简书屋开张以后，有一个三十多岁身穿西装的人，经常光临来看书。锁在玻璃橱内的非卖品也一再要求打开来翻阅。对精装的外文书反复查问来历。对珍贵版本缠住不放、硬要购买。还要查问:说化了大本钱开设这样阔气的旧书店，不一定有利可图，是否别有所图?甚至不经同意擅自推开隐蔽的小门闯进去，十分讨厌。”范纪曼起先误会他是一个“文化侦探”，对他很冷淡，后来才知他是唐弢。
范纪曼无意间得罪了唐弢，事隔二三年后，唐弢耿耿于怀、满腔怨气，就在《书话>海涅<还乡>》篇发泄了出来。唐弢写道:“(海涅)《还乡集》是以《歌之书》里分出来的一个集子，计收短歌九十首，到了1943年上海沦陷期间，这本书又有另一译本出现，根据的大概是德文原本，译者范纪美，出版者木简书屋。这位范纪美曾在汪记政府中央大学当过艺术教授，后来不知怎的闹了别扭，大掼纱帽，从南京跑到上海，在静安寺路一个商场里开起旧书店来，这个书店便是木简书屋，里面陈列着许多原版西书，颇有一些珍本，我在那里见过一册插图本《鲁滨逊漂流记》，由哥伦比亚大学印行，精美绝伦，便在荑国恐怕也很难买到了。还有许多德、法文书，我是外行，不敢瞎说，可是富丽堂皇，一望便知都是古董、令人歆羡无限。书屋里偶然也有线装古籍和新文艺读物，我的精装本《西洋美术史》和春野版《达夫代表作》，就是从他那里买来的。木简书屋陈列各书，定价奇昂，好书又往往标作非卖品，望之兴叹。”(见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373页;1998年5月重排大32开第2版第
307-308页;2007年7月重排袖珍版第370页。)
唐弢发表这篇《书话》时，木简书屋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依然存在。在国民党“劫收”人员以“惩治汉奸”为名到处搜刮房产、古董声中，唐搜的发泄对于范纪曼及其木简书屋，十分不利。
唐弢公开写出了书屋的地址，指出书屋“富丽堂皇”，陈列的英文、德文、法文书“精美绝伦”、“在美国也很难买到”、“一望便知都是古董、令人歆羡无限”，对于书屋主人的政治背景则诬称是汪伪汉奸政府的人员，“闹了别扭、大掼纱帽，从南京跑到上海来的”。当时军统特务每天以狼犬的嗅觉在侦查《文汇报》，这篇《书话》自然引起了注意。据说小特务的“报告”打给他们的“上峰”特务头子警察局长毛森，引起毛森很大兴趣。毛森拿着这张《文汇报》亲自来到木简书屋，幸而有张子羽同志从容应付，推托说“书屋主人的背景是‘美国新闻处>，现在美国领事馆任职，每星期天回来一次，平时无法联系。”毛森听了，悻悻然表示:过一个星期要你们书屋老板到(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来具结。否则，这里要按“逆产处理”来查封。
党组织通过当时在美国领事馆担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的秘密党员刘尊棋同志，为范纪曼弄到了一张“美国新闻处干事”的工作证。范坐了美国领事馆的汽车理直气壮地跑到警察局长办公室。毛森见状，前倨后恭，不了了之。
唐弢出于私心泄怨，信口雌黄，无意间使木简书屋在“敌特”面前曝了光，几乎使范纪曼险遭不测。
事后，木简书屋经理彭雅萝告诉我这段险情。我写信向唐弢提出:“范纪美先生是好人，说他‘闹了别扭、大掼纱帽，从南京跑到上海来>的说法，不够确切。他是为了躲避敌伪的逮捕而离开南京的>>”唐弢给我回信说:“承教甚感。”
这是《晦庵书话》第一次失实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解放后从事教育，“潘杨案”株连入狱
范纪曼通过木简书屋贡献给读者的最后二部书，就是大16开本毛边精印的巨著《音乐的解放者:贝多芬》。
美国作家夏弗莱原著的《音乐的解放者:贝多芬》，是音乐史上的名著。这本书从翻译到出版，也是范纪曼和彭雅萝的爱情结晶。1930年两人到了北平，一个进修戏剧，一个专攻音乐。彭在范的影响下醉心于贝多芬的作品，搜集材料准备写一部贝多芬传记。范便从美国订购了夏弗莱这本巨著赠送给彭。范向彭介绍:这是一本有独到创见的研究贝多芬的重要著作。彭雅萝欣喜之余，在八个月中反复钻研阅读，爱不忍释。后来遭逢战乱，她在颠沛流离中花了四年时间把它译成中文。范帮彭将这部译稿进行整理校订，又根据俄国、德国、法国的有关贝多芬的文献增译了许多注释，于木简书屋停业前由上海贝多芬学会出版。全书正文56章，精美插图3赊幅，米色道林纸毛边精印，装帧典雅大方。
当《音乐的解放者:贝多芬》问世之日，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如春雷响彻神州大地。范纪曼回首前尘，展望未来，心潮澎湃，便在该书卷首借用贝多芬的话写道:我深切的了解到，我的音乐必须全部向着自由的前途迈进!因为不自由的痛苦，已经有千百万的人群遭受够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这圣洁的灵感交织成宇宙脉络的音韵”中，神秘的木简书屋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书屋主人范纪曼也走上了新的革命岗位谱写新的革命乐曲了。
上海解放以后，上海剧专迁入延安西路新址，更名为上海戏剧学院。范纪曼被任命为该院的舞美系主任。
不料，1955年发生“潘汉年、杨帆事件”，范纪曼受“潘杨冤案”所株连，同年7月26日不幸被捕入狱。
《<书话>序言》捏造罪名对范纪曼落井下石
1955年春末夏初发生的共产党内部的“潘(汉年)、杨(帆)冤案”，几乎是同文化界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同步发生的。株连的地下党员以数千人计。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坚苦卓绝，为党和革命的事业做了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潘、杨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我为范纪曼同志的冤案走访了前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人寿同志，解放前后，刘人寿一直是潘汉年的重要助手。刘部长给我看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给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84)组建字1272号文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一日报来《关于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恢复范纪曼同志的党籍，其党龄从一九二六年转党时算起，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二五年入团时算起。
上海市委组织部指示:为此，解放后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消除影响，并按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解放后在报刊和书籍中一再公开“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损害他政治名誉的，就是唐弢的《晦庵书话》。
1955年7月，范纪曼是秘密被捕的，审查也是在内部进行的。唐弢当时在上海作家协会《上海文学》月刊编辑部工作。他听说范纪曼因“潘汉年案”株连被捕后，幸灾乐祸，充当“事后诸葛亮”，向魏绍昌等同志表示:“我早就看出范纪曼不是好东西。沈鹏年还一再向我说‘范是好人，我就不信”魏绍昌兄下班后赶来我家，好心地嘱咐我“当心被人‘打小报告，不要被范纪曼的事情牵连进去。”绍昌兄知道我家中孩子多，带来十根雪糕分给孩子们。我的孩子都已年过半百，至今还记得这件事，还在感念魏伯伯。
唐弢不但口说，还动手写了《<晦庵书话>开场白》，编造谎话，自高身价，以诬陷不实之词强加给狱中的范纪曼，发表在1956年
10月24日出版的《读书月报》第十期第20页。原文如下:
十年前我替《文汇报》连续写过一些《书话》，所谈的主要是五四以来新文艺书刊。从作者、书的内容、版本、封面、装帧一直到有关的遗闻逸话，无所不谈。有人喜欢它，说《书话》有文献价值，而且本身就是美丽的散文;也有人反对，劝我不要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做这种无裨大局的工作。我对这两个意见都极感激。自己有时也的确感到无聊:岁月如白驹过隙，为什么不好好地爱惜它，借以益世，而老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呢?
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此时此地的苦闷。
然而世上偏多嗜痂的人，读者追问，编者催逼，弄得我无法应付。我想:好吧，《书话》就是《书话》吧，我应该改变一下写法了。于是就开始谈禁书，挑破绽，渐渐的不“安分”起来。
有一次，我的《书话》(即《海涅<还乡>》篇)竟然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做了一些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从天上飞过来，地下钻出来”，他又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把他的底子揭穿了。他便派人通知我。一定要更正，否则就以手枪对付。派来的人要我当面和他谈谈，我诚然闲得发慌，却还没有“吃讲茶”的工夫，而且既是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决定由他去。乱世人命，本来就很难说呀，我只好在那里坐以待“毙”了。
但他也没有真的来枪毙我。
编者知道了这件事，爱惜我，以后就不再来逼我写《书话》了。我便趁此放下这副担子。时隔十年，真有往事如烟的感觉。
唐弢不愧为文章高手，如泣如诉、哀婉动人--于是一顶“大特务”范纪曼要用手枪迫害进步作家唐弢的大帽子、大罪名，便轻轻地强加给狱中囚犯的身上了。
范纪曼后来告诉我:“我为‘潘案'入狱审查，所有问题的责任，上面有潘汉年同志扛着，我充其量只是执行者。唐弢公开发表文章强加于我的罪名:用手枪迫害进步作家，这就非同一般了。还要我交代这手枪的来源，因为潘汉年从来不会把手枪发给部下的。还一再追查这手枪的下落，严厉责问我
‘藏在哪里?--这真是从何说起，没
有的事，我实在无法交代。反复向我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坚决说没有。就说我态度顽固、不老实，给我从严判刑二十年。”
唐弢《晦庵书话>开场白》的发表，对范纪曼是落井下石，含冤难白。
继续编造圆谎，欲置范于“死地”
判刑以前，有关外调人员向唐弢调查取证，据说唐弢坚持宣称:“我写的都是事实。”当时经手发《书话》的责任编辑陈钦源同志说“不清楚”;《文汇报》副总编柯灵同志说“这件事从未听说过”。
这还不算，唐弢在1962年6月北京出版社为他出版《书话》单行本中，继续编造谎言圆谎，原文如下:
我写《书话》，开始于1945年的春天，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蛰居上海，有时披览书籍，随手作些札记。最初给我以发表的光荣的是柯灵同志主编的《万象》。至于再次为《书话》执笔，则是出于《文汇报》编辑的敦促，不过登载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还是《文汇报》。计算起来，大约写了一百篇光景。后来又突然中断了。这次中断也有一个为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1956年，当《读书月报》约我续写《书话》的时候，我曾在《开场白》里交代过。现在就把它摘录在下面:
有一次，我的《书话》终于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利用书店做他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官员“从天上飞过来，从地下钻出来”，到处“劫收”。这位“教授”兼书店老板摇身一变，居然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在《书话》里揭破了他过去的历史。他派《中央日报》总主笔来找我，要我在《书话》原地更正。否则的话，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
人要活命，这是不错的，可是人也要有能够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我写的既然都是事实，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主笔劝我和他当面谈谈。我想，我诚然闲得发慌，却还没有“吃讲茶”的工夫，便决定由他去。乱世人命，这一点我很懂得，只有坐以待“毙”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没有执行这个枪毙的判决。倒是《文汇报》编辑爱惜我，从此就不再来逼我写《书话》了。天下可做的事正多，我也乐得趁此放下这副担子。>>《书话》在解放前就是这样结束的。
请读者注意:唐弢在这篇《书话>序言》中名为从《读书月报》《书话>开场白》的“摘录”，事实是做了手脚的继续说谎和改写。他把原来的“派人”改写为“他派《中央日报》总主笔来找我”;把原来的“以手枪对付”改写为“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
这样一改，诬陷范纪曼的“罪行”大大加重了。他诬称范居然可以指派“国民党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由此可见，范的这个“大特务”身份，可以媲美戴笠、郑介民了;因为即使“军统上海站站长”也无权“指派《中央日报》总主笔”的。诬陷范纪曼“手下的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可以枪毙我”，由此可见，范的为人简直像当时上海宣铁吾、毛森之流的“杀人魔王”了。当时在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枪杀，引起全国声讨“特务杀害文化人”的抗议高潮声中，即使戴笠也不敢贸然在上海“随时随地枪毙”唐弢的--除非蒋介石有“密令”。而区区一篇《书话》，没有触动国民党统治的一根毫毛，居然会引出“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来“对付”他，简直“天方夜谭”。“浪头”未免甩得太大了。然而，这是唐弢的白纸黑字。
唐弢笔下如此杀气腾腾，莫不是意欲置范纪曼于死地?其时，“潘案”的主角潘汉年同志在“七千人大会”后已释放出狱，与夫人董慧同志一同住在北京郊区，可以偶尔进城逛逛王府井，到友谊宾馆餐厅用西餐、饮咖啡，生活悠闲。“文革”后重新逮捕，这是五年以后的后话。而受“潘案”株连的从犯范纪曼为唐弢《书话》所累，反而加刑，冤沉海底。
我反复追问过范纪曼同志:唐弢究竟为何要三次公开诬陷，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其故安在?
范纪曼说:“唐弢到木简书屋来购书以前，我同他素不相识，毫无恩怨可言。再三思索，无非是他看到锁在书橱中许多我自己的珍贵藏书，缠着不放，硬要我降价出售，我坚决不肯，为此结怨。就是这样的小事，得罪了他。”范慨叹道:“怪我自己爱书爱得太过分了。否则，我白送给他，岂非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当然，范纪曼主要因“潘案”株连，入狱在前;但由于唐弢的诬陷，使他多吃了不少苦头，这是无妄之灾。
“复查组”认真复查，高等法院判“无罪”
范纪曼于1955年7月受“潘、杨冤案”株连被捕;1956年10月因对唐弢公开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不肯认罪”，从严判刑20年。
1976年10月刑满释放，回原单位上海戏剧学院“监督劳动”，时年71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范纪曼向本单位党组织提出申诉，请求复查。
中共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对范纪曼的冤案十分重视，由党委副书记张逸诚同志(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同生同志的夫人)亲自负责对范的清查工作。清查分三部分:一是被迫脱党的历史问题;二是脱党十八年间继续为党工作的表现和证明;三是唐弢一再书面揭发范的所谓“用手枪”和“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迫害唐弢、致使《晦庵书话》被迫中断的刑事问题。
从1979年至1984年，经过长达五年的内查外调及认真复查，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1980年8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原判已予纠正，宣告范纪曼同志无罪。”
1984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示:同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的请示》。《请示报告》称:“经复查;范纪曼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1985年1月中共上海戏剧学院委员会作出《关于为范纪曼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经中共中央组织部(84)组建字1272号文批复:“恢复范纪曼同志的党籍，其党龄从1926年转党时算起，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时算起。”“为此，解放后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消除影响，并按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为了消除《晦庵书话》长期造成对范的不良影响，张逸诚副书记委托我在1986年《文教资料》第四期刊载“范纪曼同志的革命简历”和由范纪曼口述、我和杨克林记录的一篇由范纪曼署名的《周作人在南京的讲演》(见该刊第88-89页)，算是范在文化界的公开亮相。这期《文教资料》由我寄给唐弢，并希望他在《晦庵书话》重版时进行修正，恢复范的政治名誉。
唐弢对我的好心并不领情，反而向分散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的朋友和学生，对我大肆诽谤，诬我“品质恶劣”、“学风不正”、“其话不可信”(见《唐弢文集》第十卷书信)。我个人被诬，小事一件，不足道哉。问题是党的政策要不要落实?唐弢生前一意孤行，坚持错误，谬种流传，贻误后代。
如今，范纪曼同志逝世已经十八年，唐弢病故也有十五年。但是2007年7月三联书店重新改版排印的《晦庵书话》新版本，一字不改，不加注释，又向全国广泛发行了。
请问: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晦庵书话》强加给范纪曼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何时才能推倒?范纪曼同志在文化界的政治名誉，何时才能恢复?
原载《山西文学》2007年第10期，根据网上文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