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从经：收藏是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
请巴金签名的《文丛》创刊号。
沈从文暨南大学《新文学研究》讲义填补了36卷本《沈从文全集》的遗憾。
对于自己的藏书怎么处理，胡从经还没有想好，但是他觉得日本藏书家建立文库的传统值得借鉴。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胡乔木表扬我的“业务”
我的收藏完全是因研究需要，因为我是搞文学史的，深知占有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我当时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小说史与小说史学史，都是从史的角度来切入。我有个想法就是完全要掌握第一手资料。
傅斯年曾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说法虽有片面的地方，但是真正要建立自己坚实的基础还是需要从史料出发。当然，搞文学史的人也很多，我对收集史料有一种狂热，也跟成长的环境、文化氛围有关。我出生地徽州，作为“程朱桑梓之邦”，文化氛围很浓。胡适是我的老乡，他就有考据癖和历史癖。此外还有注重考据的著名朴学家黄生、江永、程瑶田等。
我读大学时就喜欢收集史料，淘书。当时我所读的大学在上海的中山西路。
距此不远的静安寺有不少旧书店，我经常去淘书，有个书店的店名题名不凡，叫诗巢，就在我老师施蛰存教授住的弄堂对面。一天，我发现一本书，是叶圣陶送给戴望舒的书，写着：“戴望舒先生存念，叶圣陶”。这是叶圣淘的第一部小说《倪焕之》的精装本，专门送给朋友的。当时我每个月只有3块钱的助学金，理发、买肥皂都包括在里面。这本书那时要1块5，而且不能讲价。这就花了我半个月的助学金，结果那个月我就没剃头。我后来一直留着长发，与此可能有些渊源吧。
上世纪60年代从大学毕业后，我到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关注的不是这个地方有什么古迹名胜，而是跑到旧书店、古籍书店、废品收购站去淘书，当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旧书店和古籍书店。
我曾经三过桂林都没去阳朔，全都去淘书了。在其他地方淘书，抗战时期的书比较难找，因为那时都是土纸本印的书和杂志（就相当于草纸）。而桂林作为战时文化中心，遗存的比较多。
我买了很多抗战时期的书，心里也很后悔没有时间长期住在那。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边很多人都把抗战时期的书当作废品拿来卖了，现在这些书根本就找不到了。当时我开玩笑说，我也来收购站，人家来卖我就把它们都收下来。
除了在全国各地的旧书店淘书，我主要的阵地还是北京和上海。上海是近现代出版中心，百年间出的书可谓浩如烟海，其中好书不可估量。那时，上海的旧书店有四层，一楼是普通门市，二层是专业的，教授级别可以去，三层是局级干部，四层是部级干部及党中央领导可以去。而我经通融可以一直走到四层，在几十万本的书库里徜徉，像自己家一样，随便找。
有一次，胡乔木来四层买书，旧书店要清场，而我正在那儿，当时的经理阎脉文一时找不到我。胡乔木上来后以为我是店员，就问我：小同志，我要找一本拉甫列尼涅夫的《伊里亚特共和国》。
我对这本书有印象，是30年代徐懋庸译本，于是在一两分钟内就找到了。胡乔木向阎脉文表扬我业务熟悉，而阎却局促不安，生怕露陷，而我却在一旁偷着乐。
恰如旧友重逢，可浮一大白
关于新文学的收藏，阿英、唐弢、瞿光熙是第一代藏书人，我跟他们都有交往，并一起分享新文学的书。
阿英、唐弢都是我的老师。唐弢到了北京以后，每个月都给我写信，两页纸，第一页写着我必须看的书，第二页是他想买的书。因为那时关于新文学的书，上海比北京多。当时唐弢要写中国文网史，那是国民党的查禁书，为此我淘了许多留有检查官“蹄痕”（查禁印鉴）的禁书寄给他。有国民党查禁的印。我就给唐弢找了好多，并寄给他。有时淘到罕见的书也送给他。唐弢曾将他自处女作《推背集》以降的全部著述送给我。
上世纪20年代末，阿英编过一本《白华》的杂志，是为反对白色恐怖出的，也受到查禁的厄运，外间流传甚少。后来我淘到了这本杂志，猜想是阿英编的。我就去问阿英，他说确实是他编的。并将整个背景告诉我。
我遂将《白华》奉赠，阿英非常高兴，来信说：“恰如旧友重逢，可浮一大白。”
瞿光熙大概要比我大三四十岁。他过去经常跟我一起去买书，后来不在一块淘书了。我听别人说，他说：我再不跟胡从经出去买书了，他眼睛比我尖，动作比我快，好书都被他抢去了。
不过，我很羡慕唐弢他们当年藏书的氛围。唐弢先生每次跟我讲他们当年藏书的经历，我都馋得不得了。唐弢跟我讲当时书便宜到什么程度。当年唐弢收藏全套的《小说月报》，都是按斤买的。卖《小说月报》的估计是个爱好者，从第一本到最后全都收集了。还有黄裳，那时正是土改时，一些旧家赶紧把书都卖掉。黄裳收集古籍，专门雇了一个船，到苏州，那些书都是一船船在那。古书很多又价格便宜，黄裳懂行，他买了好多好书。其实这也是一种抢救行动，不然当作废帛化作帛浆则太可惜了。
藏书不是为了卖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丸山升和尾上兼英都是日本汉学界的领袖，他们都是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1986年至1987年，我被邀请过去，享受专家待遇，比较优厚。
在日本东京，有个神田町，是旧书店集中的地方，与琉璃厂有点相似，但规模却大得多，我在那搜罗了很多书。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创办了一个杂志，叫《音乐小杂志》，是中国最早的音乐杂志，也是美术杂志。我就是在日本淘到的。
那个书店的老板叫织田，是个中国通，一大堆书堆在那里，翻了很久被我翻出来了。《音乐小杂志》里还有李叔同自己画的画，画的好像是贝多芬。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杂志，国内各大图书馆也没有收藏，但是没有人看到过这本书。织田要10万日元，这个价在当时也很贵，相当于我们的几千块钱。我咬咬牙买了下来。
日本文化氛围浓厚，类似夏目漱石住的地方，就钉个文化财的牌子注明不准改建。对于保存藏书家的藏书，日本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日本藏书家去世了就成立一个文库。
长泽规矩也是日本著名藏书家、东亚文献学家，他珍藏了许多罕见的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计三千一百五十册。后来长泽规矩逝世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钱把他的书买下来，专辟了“双红堂文库”。
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长泽氏的藏书中有两个很珍贵的《红楼梦》版本。
现在有些人想买我的书，但我的藏书不是要卖的。现在我把部分藏书拿到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上共享，等将来工作到一个段落后，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书。写完后，这些藏书怎么处理，现在还没想好，只是觉得日本藏书家建立文库的传统比较好。
李叔同主编的《音乐小杂志》创刊号。
最早的俄罗斯文学中译本。
新月派《声色》创刊号。
■收藏故事
为徐志摩洗冤
我藏书主要是晚清、民国、新文学及若干线装书（主要为俗文学）。旧书有1万多册，放在上海，也有一些在香港。通过藏书，我发现了很多遗失的“历史”，类似郁达夫没有发表过的日记。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日记》，召集当时作家把自己的日记发表在里面，主要是文学类。郁达夫比较懒，就把自己的日记撕一张，发表在上面，当然，后来郁达夫再发表日记时就没有这篇了。
有一段时期，我曾留意搜集晚清后某些不经见的文学刊物，已有100多种为《全国期刊联合目灵》（1883—1949）所不载，也就是说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入藏。这些文学刊物，有时候可以纠正一些历史的误会，这是我藏书用于研究的一个乐趣。
当时新月派出了一本《声色》杂志，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知道它的不多，因为各大图书馆都未入藏。不过翻查当年的报刊倒有线索可寻，如1931年10月19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三十二号第四版刊出了署名“V.T.”的《现代文坛百观百感：猫样的温文》，就是批评《声色》的文字。这是瞿秋白写的。瞿秋白引了《声色》中的一首诗，带有色情意味，瞿秋白将账算在徐志摩身上，集中打击徐志摩。
后来我在杭州的一家旧书店淘到了这本《声色》杂志的创刊号，封面淡泊素雅，翠绿的底色上镌有“声色创刊号”两行美术体字，封皮与书芯的用纸相当好。里面有邵洵美的论文《水晶的符咒》；诗有邵洵美的《蛇》，朱维基的《过旧园门》；散文有徐志摩的《一个诗人》，林徽因的《红》，芳信的《一个色彩的素描》。从创刊号中，我发现那首被瞿秋白批评的诗是邵洵美写的，而不是徐志摩。尽管在徐志摩集子中没有发现瞿所批评的诗歌，可是因为有瞿秋白的批判，人们想当然认为是徐志摩写的，但那是个历史的误会。
后来我纠正了这个史实，而且同时还淘出了徐志摩的一篇佚文，那就是发表在《声色》上的《一个诗人》。
这是徐志摩的晚期作品，甚至可能是他的最后作品，因他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就不幸坠机遇难了，距《声色》的出版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篇文章在陆小曼编的《徐志摩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书中都没有收入，后来我将它编入了与吴宏聪、陆耀东二教授共同主编的四卷本《徐志摩文集续编》（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中，李欧梵有次到上海来，连续两天跑到我家看书，把有兴趣的书都抱了去，拿到酒店复印，也包括这本《声色》。当时我虽已是正教授，但一个月只180多块钱，招待一顿饭就花了几十块钱。我跟李欧梵开玩笑：李教授，我招待不起了。李马上说：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吃粥吧，我要看你的书。
■记者手记
胡从经说话语速很快，尤其是在谈到他喜欢的藏书话题时。作为藏书家，胡从经更乐意看到自己从废纸堆里淘到的宝贝，与众人共享。他也乐意地拿出自己的藏书放在“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上共享。
采访中，胡从经不止一次地用自己的表情告诉我，当年他淘书的时候是多么地有滋有味。尽管那时工资只有60块钱，他每月要省上一半的钱来买书。
但他还是喜欢那个藏书的年代。而现在根本不能出现书库里有几十万册，好书好多，就几毛钱一本的场景。
为此，胡从经还经常做梦，回到那个时代，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也知道那个时代永远都没有了。“我不喜欢把书当作古董式地拍卖，周作人很普通的书都拍到几千块钱，”对于现在流行的拍卖，胡从经说的时候心里有点怵，他顿了一下：不知道了，可能拍卖的书确实也值这个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