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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王天恨的著述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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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恨与《消闲周刊》

 

 

敬白

上世纪二十年代,泰州民间兴起了一股开办文艺报刊的风潮,其间涌现出《海陵声》、《友声周刊》、《涛声》、《桃之华》、《莺花》等报刊,戈秉直、沈本渊等人于1922年创办的《消闲周刊》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报刊。它以“保存国粹,研究文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为宗旨,开辟有文苑、小说、诗选、笔记等栏目,由于内容颖风趣,加之常举办诸如有奖征联之类的活动,很快,这份不定期发行的石印小报就风靡于泰州、姜堰、如皋等地区。作为戈秉直好友的王天恨曾受邀担任了报纸的编辑,故在一段时间内,向该报投稿小说等文艺作品不是寄向位于泰州城南门永泰布庄《消闲周刊》编辑部,而是先要寄到东街王天恨住宅处由其预先审定。

王天恨(?-1946年)是民国时期泰州籍文艺家的代表人物,其简历被收录于《扬州历史人物辞典》、《中国书画家人名辞典·增补本》。王天恨的文艺创作涉及国学、书法、诗文、小说、译述等领域,其国学代表著作《四书白话句解》自1934年上海国学研究社印行后,被各大出版社反复印行,即便在解放后的数十年间,两岸三地的成都古籍书店、台湾明宪出版社、香港五洲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都再版此书,它的标准注音版甚至还成了香港地区国学基本教材。但受其早逝及作品散佚等原因影响,王天恨小说一类的文艺作品很少能见到,但民国泰州报纸《消闲周刊》却刊载过王天恨的相关文字,为我们了解其创作生涯打开了一扇窗口。

编辑并不是王天恨的主要工作,他主要还是以创作研究为主,他在《消闲周刊》“小说”专栏发表过《社会现形记》,这部小说从《消闲周刊》第十六期开始刊登,后来,随着王天恨事务的增多,他无暇续稿,为不间断连载,便转由他的二弟王禹功接着撰写,写后经王天恨修改润色刊登。这部由王氏兄弟联手撰写的小说,通过主人公青年男子“施桂”的种种际遇,揭露了旧时繁荣似锦社会下隐藏的诸多丑陋现象。

除小说之外,王天恨还在《消闲周刊》发表过《玫瑰花盦消夏录》等笔记类作品,《玫瑰花盦消夏录》一文写到进入夏季之后的五月,炎热的天气让作者握起笔来,额头冒汗,“烦闷不可耐,叹一事无成。”但作者还是很快乐观了起来,他想到“绿荫深处,与意中人作情话,顿觉凉侵罗衣……”等一些能使自己放轻松下来的美事,可见其深谙“心静自然凉”之道。从《玫瑰花盦消夏录》文风来看,王天恨的创作糅合了浪漫主义色彩。

诗文也是王天恨所擅长的,他曾在《消闲周刊》发表过多篇诗词,其中一首是王天恨得见丁秋碧的赠诗后,乃步其韵,写的回赠诗。丁秋碧是姜堰小说家,参与创办过《曲水》、《铎声》等文艺月刊,也曾在《消闲周刊》发表过《秋红室话零》等作品。王天恨的诗文为“男儿不得志,笔墨寄浮生。举事多昏暗,吾侪误爽明。昂头谁识我,裂血定交情。待到相逢日,倾杯诉不平”。全诗表现出对友人的诚挚感情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慨,行文激昂,诵读起来一气呵成,王天恨耿直、率真的个性可见一斑,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当年他为何将名字从“抒运”改为“天恨”了。


文士王天恨的著述生涯(上)

 

 

民国年间,泰州王天恨的著述引人瞩目,在国内广有影响。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士,其著述包括传记、小说、翻译、国学经典等多领域,是一位不应被人们遗忘的名家。

先说传记:1927年8月中央图书局出版了他的《孙中山全传》和《孙中山轶事》两书,这时离孙中山去世不到两年半时间。可以说,他是国内最早研究孙中山的专家。据广东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统计,全国第一本写孙中山的传记是《孙中山革命演义》,出版时间为1927年5月,比王天恨的著述早三个月的时间。1927年关于孙中山一共就出版了这三本书,王氏占两本,应该说当年他的研究成果最丰,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他的著述,在孙中山研究史上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

王天恨的《孙中山全传》从孙文童年村居一直写到他患病去世,很为完整。在王氏看来,孙中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有坚定的意志,光明的胸襟,伟大的主义,卓越的精神。”这种观点,不独当时,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深刻的。这说明王天恨绝非平庸的写手,而是具有高度思想水准的大手笔。他的两本书前都有兼题《革命成功之伟人》,从卷首语看,他是先写《全传》,完成后又觉得“对于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还有些不能详尽的地方,所以继续着收罗资料,编成这本《轶事》,两书合读,便能全部明了中山先生一生事迹,而无挂漏。”王天恨说“中山先生是死了,但中山先生的精神是永永不朽”;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认识,他才能写出两本大著,这两本书可称为姐妹篇。可惜的是这两本书流传较少,现在颇不易看到,我在一家旧书店看到他的《孙中山轶事》,署名“吴陵王天恨”,店主索价八千元,我因囊中羞涩,只能望书兴叹。希望以后有关部门能将这些有价值的文献再版,以满足读者需要,也使我们对这位家乡先辈有更多了解。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我希望对王天恨有较多的了解,但各类记载真是太少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王天恨是泰州城区人还是姜堰人,他的生卒年我也不清楚。现在所能看到的记载是《扬州历史人物辞典》上的几行字:

王天恨(生卒年不详)字翼吾。清末民国初泰县人。著有小说《红粉青锋记》、《第一夜》(1930年文华书局排印本)。

这点文字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后来友人李晋见示一条材料,他说戈扬收藏有民国年间泰州办的《消闲周刊》,该刊由沈本渊创办于1922年。刊名虽曰“消闲”,但其中不乏忧国忧民之篇。如第十八期署名黄花魂的写有《书愤》云:“天付一身穷骨干,偏生傲兀又嶙峋。男儿早死庸非幸,免得青衫易负人”。王天恨在诗句下戏语批注:“花魂花魂,别这样轻生”,由此看,王天恨和作者、编辑都较熟悉,不然不会将诗和注发表在一起。引我注意的是“黄花魂”这一笔名,大家知道,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就是为纪念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的,能讲出“男儿早死庸非幸”的绝非寻常之辈,王天恨又对孙中山非常敬仰,这些文士都是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的,只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不能确定“黄花魂”是否与黄花岗有联系?此点只能寄希望于新的发现。

据戈扬说《消闲周刊》杂志“连载长篇小说中有汀茫的《沉珠恨》、王天恨的《新新社会现形记》等,皆笔锋犀利,揭露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戈氏看过全部杂志,所说必有依据。

民国年间,泰州文士王天恨在国学经典方面用力甚勤,取得丰硕成果,时至今日,海峡两岸出版社先后将他的《四书白话句解》和《春秋左传句解》重印,反响不错。

在一次小型图书拍卖会上,我看到一册民国旧书《四书白话句解》,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因为是王天恨所著,所以我花高价购得。书为64开本,印得很精致,可谓赏心悦目。内容也可看,如《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王天恨翻译为“独有那没知识的妇女和奴仆算是最难抚养了。”前面加“没知识”的定语,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成立的。再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者的断句也不尽相同,王氏翻译成“人民可把当然的义理立下规矩来使他们遵行,却没法使他们知晓怎样是当然的义理。”后有“章旨”,带有笺的性质,他解这段话“是孔子对治理民智不齐的国家一种全宜说法。”解放后,很多一流学者对《论语》有专门解释,但我觉得王天恨的译述并不过时,成一家言,值得并传。王氏在《四书》每部分前面都交代古代笺注的来龙去脉,让读者有个大致了解。书首署“吴陵王纾运天恨述解”,由此看,他的原名应该是王纾运,天恨是他的字号。

相对于创作和经典译述,翻译在王天恨的写作生涯中不是最主要的,但也绝对值得一说。解放前侦探类作品拥有较大读者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福尔摩斯”和“凡士探案”(也有将“凡士”译成“范斯”的)。当时,“凡士探案”系列有世界书局出版的程小青译本,有美德书局印行的王天恨译本。王氏译本我只看过《凡士探案:神秘的包裹》,上面标明上海的八家书局联合经销,可见其影响。从时间上看,王氏译本稍迟于程氏,不知是两家出版社各自出书以争夺读者,还是互有分工,以成完帙。这需要专门研究。但王天恨在翻译方面的成绩显而易见,因为他是搞文学创作的,所以译笔流畅,可谓后来居上。不知他后来有没有其他译稿?想必他不会完全洗手不干。

此外,王天恨还写过《中学习作新范》,此书1947年由大方书局出版,由于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指导中学生自然是得心应手,销路也不错。1947年,王天恨还出版过《古文观止》,这部书是言文对照加详细注释的,其中文言翻译是曹国锋,王氏作校正。此书由上海国学研究社出版。他的全部作品、包括翻译小说,我感到稍嫌杂了一点,推测原因可能是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文人的经济状况不佳,只要出版社有约,他就多做一些事,换取稿费谋生。

现在所能见到王天恨的最后著作是1959年香港出版的《分类尺牍大全》,这部书是言文对照兼译释,属于为普通读者服务的书。我推测王天恨是解放前后到香港或台湾的。但他不忘乡梓,在港台印书署名仍是“吴陵王天恨”。

最近看到《扬州报刊志》上记载王天恨和曹梦鱼于1926年6月曾主编《梦痕》在上海印刷,只出了一期。1934年,他被聘《社会晚报》主编,但印数少,现在很不易看到。他的小说《第一夜》更是十分罕见,这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不便。随着新材料的出现,我们对王天恨的认识就可以深入得多。(完)

人物风流

□武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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