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历史、现状及展望
张泉
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薄弱环节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终于在经过了长时期的不懈努力之后，于90年代中期取得了第一批重要成果。本文拟回顾此前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历史，评价以这批成果为代表的研究现状，并对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提出初步的看法。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境地比较独特。早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的1944年，蓝海就写完了《中国抗战文艺史》，后由上海现代出版社出版(1947)。这是最早的有关中国抗战文学的专史。1984年，新的修订本由山东文艺出版社重印。由于合作者将原作的篇幅扩展了一倍，完全可以认为是一部新作。作者认为，作为“英雄时代之再生”的抗战时期，文艺应是歌颂英雄的文艺。但是，在表现英雄的同时，还必须暴露敌人的暴行和汉奸活动。于是，以沦陷区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也进入了该书的视野。然而，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沦陷区之外的地区发表的。这样，包括华北沦陷区在内的中国日本占领区，似乎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在中国抗战文艺史的范围之内。
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正面提及华北沦陷区文学，是7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持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敢于打破禁区”；“为要反映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有些空白应该先从资料入手，逐步补起来。”个案之一，便是华北沦陷区文学：
……还有，“华北事变”以后的沦陷区文学，“八·一三”之后的上海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的文学，我们都应该搞资料。如果一时条件不具备，可以从缓，但应该记得这些地区也是有文学的。（《文学研究动态》1980年25期）
可以说，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中国理论文化界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沦陷区文学研究带来的生机。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公认的成熟学科。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学科里开展一项新的研究课题，最初的工作应当是整理资料，完成一定数量的专题文章。在此基础上，将其汇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然而华北沦陷区文学却在学术刊物还未刊发相关论文、资料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进行最基本的调查和分析的情况下，就先行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通史之中。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黄修己个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著者特别指出，“特辟了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的部分”，是该书的创新之一。这一点的确很重要。但对于沦陷区文学研究而言，它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该书的有关部分太简略：
……抗战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沦陷区和伪满，那里除了汉奸文学外，也还有一些因各种原因没有离开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在坚持斗争……此外，战后以汉语写作，后来被称作“乡土文学之父”的钟理和(1915-1960)，在抗战胜利前夕，在北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夹竹桃》。
钟理和系台湾著名作家，创作活动主要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台湾。沦陷时期，他基本上没有介入北京文坛，只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在一家小型民办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集。概述华北沦陷区文学时，仅仅例举出钟理和，显然离认识沦陷区文学全貌并将其汇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史要求，实在差得太远。这是没有足够研究积累的必然结果。
中国各地区对于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早在1979年，东北地区就有涉及东北沦陷时期文化的文章问世。先后创办了《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东北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完成一批论文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冯为群等，1991）、《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申殿和等，1991）、《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中日战争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1992)等。上海从1982年开始出现研究沦陷时期文艺的文章。当时任职于上海师范学院的胡凌芝，还于1990年出版了以论述上海沦陷区文学为主的专书《蹄下文学面面观》。
与上述地区相比，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最为落后。只有少数文章、书籍论及华北沦陷区文学，而且，其价值取向相去甚远。
有的论者持全盘否定的立场。比如，198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冯光廉等，山东教育出版社）是这样评价华北沦陷区文学的：
总之，华北沦陷区的伪文艺界的文艺活动，大都有日本文化特务参加，所办的伪文艺报刊和发表的作品，除歌颂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外，主要是麻醉敌占区人民的色情文艺、描写风花雪夜和身边琐事的笔记小品等，它是构成日寇对我国实行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54页）
这样的观点，显然属于对华北沦陷区文学总体政治倾向的估价失当。
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对华北沦陷区的文学运动和文学作品做了某种区分：
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一般说来是和汉奸文人的反共卖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和文学运动不同，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呈现比较复杂的情况，其中有官办汉奸文学，有鸳鸯蝴蝶派之类的消遣文学；比较有积极意义、且能在当时得到生存发展的则是另一类文学，即没有特别鲜明的政治顷向，却能忠实于现实主义精神，对现实社会或个人内心的某一方面作了比较真实的反映并有所针砭的一些作品。同时也有一些进步和爱国的作家在沦陷区坚持文艺创作活动。（第497页）
虽然做了这种区分，但除了对新进作家的评价外，同样是以否定为基调的臆断。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于，没有进行考察研究，缺乏最基本的材料和具体的论述。
《华北沦陷区文学概观》（鲁海等，《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一篇专题文章，分为概述、主要作家和作品、期刊简介几个部分。该文提供了一些材料线索，但缺少梳理和辨析，遗漏和差错相当多。在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随后，华北沦陷区文坛的亲历者李景慈（林慧文），撰写了一组旧京文学散记，分四次发表在《燕都》上（1988年6期，1989年5期，1991年2期、3期）。这组文章的篇幅并不长，却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才刊完。作者本人是当年北京文坛最活跃的批评家之一，因而能够从整体上对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学作简明的界说。该文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把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学称作“旧京文学”。而这个时期的“旧京文学”，又是与抗战前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心南移上海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仍占有一定地位的以“京派”著称的旧京文学，一脉相承的。这样，说明确指出了北京沦陷区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它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民族传统和‘京派’风格，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方面。”
第二，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坛构成的问题上，该文提出，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学，即特定的“旧京文学”，由汉奸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这三部分组成。
第三，关于北京沦陷区文学的流变，该文指出，旧京文学的发展，首先是从小说创作开始的。接着是散文小品的相对繁荣。诗歌和话剧较为落后。
虽然上述观点只是一些粗线条的简述，但由于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文坛的真实形态，大多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采用。
当然，这组系列文章也有值者商榷的地方。
首先，该文把校园文学定义为“在学校这片沃土上由师生们耕耘”的文学，主要在校园内生产、流通、消费。这是准确的。但在论述具体文学现象时，其外延却过于宽泛。例如，沈启无主编的《文学集刊》，是由社会上的文艺团体“艺文社”主办，由官办出版社新民印书馆出版的，已不在校园文学的范畴之内。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闻国新、林榕、南星等人的作品集。该文将这些悉数归入“校园文学”，名不符实。
其次，某些概念的内涵不统一。例如，“旧京文学”。该文在对其作抽象描述时，它是一个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和“京派”风格密切相关的文学流派。但在具体论述时，它又仅仅泛指某一特定时期内的地域文学：“在旧京文学这片土地上，同时萌发了汉奸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三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很明显，在这里，对于通俗文学的归属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汉奸文学，是绝对不能归入文学流派意义上的“旧京文学”之内的。
再次，对于通俗文学，主要是章回体连载小说，估价偏低。该文认为，从内容上看，它们有的“荒诞无稽，有的渲染色情淫秽，对读者起到腐蚀污染作用。”从形式上看，“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变化巧合，加上冗长的描述”。因此，它们“虽然暴露了一些社会的丑恶面貌，描绘了人们的生态，但不少作品迎和小市民的消遣心理和审美趣味。”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把新文学，即所谓的严肃文学，视为现代文学的主流和正统。因此，无论是现代文学的鼓吹者和实践者，还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大都把繁荣和梳理新文学作为自己的自觉追求。而对于通俗小说，则是或者把它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贬抑，或者作为现代文学的左道旁门不予重视。进入80年代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实际上，通俗文学是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样式，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更是有了长足发展。林慧文的文章低估通俗文学，显然是受正统文学分类法的束缚，与他沦陷时期的文学观相一致。（参见阿茨《一年来的古城出版界》，《艺术与生活》总15期，1941.2）
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还有北京知名作家刘绍棠在1988年发表的短文《出土的旧京小说》（《北京晚报》1988.8.10）。该文明确提出，“多年来一直讳莫如深”的北京沦陷时期的文学，不是空白，并且介绍了一个令沦陷区文学研究者兴奋不已的出版计划：第一批一次推出袁犀、梅娘、闻国新、萧艾、耿小的、陈慎言等十位北京沦陷区作家的小说。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组成了编委会，落实了出版单位，宣布第二年即可出土的旧京小说，至今仍杳无音讯。不排除出版经费不足方面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障碍，恐怕在于，在那时，沦陷区文学的政治取向还没有得到重新评价。毫无疑问，作为社会人，文章所列作家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角色，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大潮中已得到平反和确认。但是作为写作人，他们的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政治倾向，还一直没有被再审视并得出明确的结论。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不少人那里仍“讳莫如深”。
此外，张中行、姜德明的一些随笔书话，在不经意中透露出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声息。作为一名滞留在北京沦陷区的作家，前者在怀人散文中记述了赵荫棠、南星等故知（《负暄续话》）。后者是一位藏书家，在他结集出版的《余时书话》(1992)、《书摊梦寻》(1996)等书中，介绍了十几种沦陷区书刊，并述及相关作者。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论及华北沦陷区文学的书刊不多。
也有少数作家沦陷区如山丁、袁犀、梅娘等例外。评价他们的文章出现得比较早，在数量上也比较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早期文学活动在东北，东北地区把他们作为东北作家加以研究。此外，山丁、袁犀二人，抗战胜利后很快进入解放区，尽管同样历经坎坷，但仍能从事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这样，袁犀（李克异）沦陷时期的两部旧作得以在1984年合集出版（《城春草木深》），并且在1991年出版了《李克异研究资料》。山丁的旧作《绿色的谷》于1987年重印，总结他的文学生涯的《梁山丁研究资料》，也在1998年出版。从1984到1994年，对于梅娘的公开评价和报道有二十余篇。《南玲北梅——四十年最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作品选》(1992)、《梅娘小说散文集》(1997)、《寻找梅娘》(1998)等作品集和研究资料陆续出版。这与她仍笔耕不辍，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有关，同时，也与流传甚广的“南玲（张爱玲）北梅（梅娘）”之说有关。当然，最为特殊的还是周作人。鉴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包括沦陷时期，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研究课题，没有受到沦陷区文学研究总体格局的影响。
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在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该书设立了华北沦陷区小说专节，在扼要叙述了华北沦陷区文学概况之后，将一批小说家纳入其中，分别评述了袁犀、梅娘、关永吉以及马骊、闻国新、张秀亚等人的作品，并对华北沦陷区小说做了这样的概括：
……华北沦陷区小说的多元探索，有深沉，也有空幻；有社会剖析，也有心理探寻；有真挚的写实，也有强悍的传奇，它们是冻土上开放的花卉，以丰富的姿态和色彩向冻土的制造者们显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88页）
杨著的精彩艺术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曾申明，他评判沦陷区文学，主要“侧重从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着眼，不以现在在政界文坛的职位衡人。对于过往的人事，力求采取开明宽容的态度，因为大将少帅已经轻易地把国土奉人，过分苛责靠卖文为生的弱者，岂非有失公道？自然民族意识、社会进步观念还是要讲的，中国人自古把道德和文章并列，不能不讲。但文学史的责任不是判人以罪，而是发掘历史上中国人的血性、智慧和不应泯灭的生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6辑，1987年12月，第189页。）然而，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评价，是华北沦陷区作家作品论不可缺少的另一重要方面，特别是在研究的起始阶段。到1994年以后，这个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学术界推动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重要举措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推出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专号”（1993年1期）。其中，专文论述的华北沦陷区作家就有梅娘、袁犀、毕基初、梁山丁、吴兴华等人。该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学术刊物。此举正如编者所期待的那样，的确起到了“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某些薄弱环节有所推进”的作用，使沦陷区文学在学科领域内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二
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外以及港台地区的有关研究著作，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内地。其中有关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部分，也对大陆产生了影响。
早在80年代初，大陆就有学者注意到，香港司马长风的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978）的一个“引入注目的特点”，就是重视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通史类著作中，司马氏首次在介绍战时作家分布概况时，提及上海、北京沦陷区。不过，他只是并不完整和精确地罗列了曾在两个沦陷区滞留的作家名单，没有进一步的介绍。就华北沦陷区而言，除说明周作人等四人出任伪职外。只提到写文学批评的常风。
对中国内地影响最大的海外著作，还有台湾刘心皇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史》（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以及美国耿德华（E.Gunn）的《被冷落的缪斯——抗战时期的上海北京文学》（哥仑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
1980年5月，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最早带来《缪斯》的信息《编译参考》1980年8期）。英国学者杜博妮(Bonne
McDagall)预言，由于该书探索了中国批评家也许仍感到棘手的“至今还为人忽视的关键领域”，认真评价、分析了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柯灵、师陀、杨绛、姚克等作家以及《秋海棠》这类流行作品；综合考虑了电影、话剧、传统戏剧等表演艺术和杂文、散文、随笔小品等多种文学样式，它无疑会“风行一时”。（《文学研究动态》1981年2期）其后不久，《缪斯》开始引起中国学者和作家的注意。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对该书做了即兴式的评论：
这几年，海外谈论中国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他们关心的是四十代，但不是四十年代的延安，而是四十年代的上海、广州……美国有位Edward
M.Gunn，写了一部书叫《不受欢迎的缪斯》（The
UnwelcomeMuse），专谈中国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注意不够、而本身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采集许多材料，论点也颇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个美国人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但仍然有偏颇和不够允当的地方。（《文学评论》1983年3期）
由于种种原因，《缪斯》的中文译本至今未能出版，只有一些片断零星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因此，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对于该书，不时发表显然停留在望文生义层次上的评语。例如：《不受欢迎的缪斯》“认为1937年至1945年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现代文学是产生在沦陷区的作品”。该书“严重地违背历史事实，对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评价是有偏见的。”（《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3期，第21页）
实际上，《缪斯》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空白。在《缪斯》的开头，作者明确陈述了他进行这项研究的宗旨：
概括介绍战争时期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发展史，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上来。这项研究所采取的形式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史当前的学术状况的影响。这里不想提醒读者注意其他地方已经充分论述过的主要文学趋势和事件，也不想重复一些常见著作中介绍过的作家传记细节，或者推测我们目前还缺乏足够可靠资料的有关主题。此项研究是为了填补到本书出版时尚存在的空白，并在战时文学乃更广的中国现代文学范围内强调那些值得继续探讨的成就。（《前言》）
在评价《缪斯》时，应当充分注意到，这本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专著成书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既不能来中国内地，也不能去台湾，只好局限在美国、香港和日本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因此，该书对当时的作家、作品、事件的描述不完整，以及存在背景情况模糊等问题，便是在所难免的了，特别是北京部分。然而，由于坚持以文学作品为基础，著者从并没有被归入“落水作家”的北京沦陷区作者的作品中，发现了政治上的亲日反共之作，如耿小的《敌？友？》；从“大东亚文学赏”入选作中，发现了“陈述因曲解西方思想而致使某些中国人软弱得不能抗日”的小说，如袁犀的《贝壳》。该书所得出的种种结论，诸如“日本和它扶持的华北、华中伪政权所提倡的政治性文学全面破产”；中、法两国沦陷区在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方面都存着差异，但“被占领的遭遇使这两种社会在文学上都取得了特别重要的成就”；等等，至今仍是成立的。书中的部分章节，特别是一些作家论，十分精采。著者既没有有意贬低沦陷区文学，也没有对沦陷区文学和国统区、解放区文学作全面的比较研究并抬高沦陷区文学。该书刻意追求的，主要是发掘和论述还一直没有被人充分研究过的沦陷区文学现象，并试图“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毫无疑问，《缪斯》一书在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另一部对中国内地沦陷区文学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海外著作，是《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不是很高。
不容否认，该书比较详尽地收集了一些资料。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为南方伪组织的文学，第二卷为华北伪组织的文学，第三卷为东北伪组织的文学。每卷包括四个部分：伪组织的时代背景、伪组织的文艺活动概况、伪组织的文艺特征以及伪组织的文艺作家。每卷中的前三部分都很简略，特别是“文艺特征”这一部分，几乎是一笔带过。第四部分文艺作家的介绍占了很多篇幅，每个作家详略不等，分别介绍了南方伪组织的文艺作家77人，华北伪组织的文艺作家54人，东北伪组织的文艺作家31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既没有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又缺少全面的分析和总体的把握，而只是根据种种表象，轻率地把活跃于当时文坛上的所有作者几乎悉数归入“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之列。它的价值在于集中提供了一大批材料线索，尽管仍病于原始资料大多信手拈来，缺少辨析、剪裁，以及讹谬、疏漏太多。同一作者的另一部书《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正中书局，1985）也存在相类似的情况，对大陆地区的影响不及前两部书。
对于这几部著作，无论是作肯定的评价还是作否定的评价，都说明中国内地学者充分注意到了它们，并且想对它们有所匡正，或者再向前深入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对中国内地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起到了触发和推动的作用。
三
1995年岁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者在回顾前一阶段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状况时说：“经过长期的持续努力，沦陷区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尽管也仍是初步的）成果：出版了对沦陷区文学进行详尽的全面论述的专著（徐迺翔，黄万华著：《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对一个沦陷区文学作深入研究的专著（张泉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陈青生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沦陷篇》），并整理、选编出了翔实的沦陷区文学史料（十四卷本、500万字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996年1期，第309页）
文中所提四种著作，无疑是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进入深化期后取得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其中，有一种专论华北沦陷区文学，两种涉及华北沦陷区文学。
35万言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10）一书共十章。“绪论”在广阔的国际、国内背景中描绘了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多维参照，并阐述了研究框架和要点。“日伪对中国文艺的政治介入”一章逐一讨论了法西斯思想控制和奴化宣传措施、日本当局方面与北京文坛、大东亚文学、汉奸文学。第三、四章介绍北京文坛概况，其余几章论述了上百名作家。该书出版最早，社会反响较大。《北京地域文学丛书漫读》一文认为，该书“从丰富的史料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详细分析研究了北京沦陷时期文学发展脉络，对那一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加以较为深入的评价。有力地回击了所谓北京沦陷区没有文学的说法。从现代文学总体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北京文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新文学的总画面，是这项成果的实际意义。”（刘晓川，《北京日报》1995.1.16⑦李洪岩认为，《八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仅讲述了历史中的文学，而且描绘了文学赖以产生的历史，使人既看到日寇铁蹄下文学的扭曲和变异，而且透过文学现象凸现出沦陷区的残酷现实。这种‘文学观照下的历史’，无疑具有更加强烈的实感。”由于该书“既注意勾稽发微、抉缺补漏，在史料的发掘与考据上下功夫，又能够广征博引，不落窠臼，在论史方面新见叠出，堪称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为进一步研究沦陷区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简评》，《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4期）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钱理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景山，当年华北沦陷区作家杨大辛（杨鲍）、柳溪（纪莹），当代作家邵燕祥、张中行，日本资深作家中薗英助，日本中国学家冈田英树，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杉野要吉，以及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耿德华等，都对该书给予好评。同时，也有一些作家学者提出商榷意见。
1995年7月出版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是一部全国描述沦陷区文学的专著，字数达53万。在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的今天，它无疑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专著。因此，该书一问世就受到好评。贾植芳在序言中指出，它的“不同反响之处”，是“放在整个抗战文艺的大背景上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描述和品评，既清晰地勾勒出了沦陷区文学的整体框架、也客观地再现了各个沦陷区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能以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开放的文化心态，客观而公允地衡估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文学蕴涵和审美价值”；以及“搜集资料之丰富、甄别史料之细致”。封世辉也在书评中对于该书的成就和独到之处作了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见《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6年1期）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该书在沦陷区文学的分期问题、史实描绘的准确性问题以及有关周作人的评介问题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漏。这些缺漏多少影响了该书的历史感。长篇书评《谈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以〈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的华北部分为例》（张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2期），主要就《文学史》华北部分中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某些问题，提出商榷或建议。批评主要涉及与历史感相关的史实方面的问题，没有过多地涉及学术观点的价值判断。并且在最后提出：“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完善沦陷区文学史的构架问题。除了属于一时疏忽的事实细节错误外，该书需要引起充分注意的主要问题或许在于，在对各个沦陷区的文学作通盘的梳理时，过于看重和追求不同地区的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对应。当时的状况是，各个沦陷区之间从政治到经济、文化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这是日本侵略者分而治之的侵华殖民政策的必然结果。在文学领域也是一样的。因此，在对各个沦陷区的文学进行描述时，应当从实际出发，尊重各自的不同之处。但这并不是说，不能进行综合研究。如果要打通各个沦陷区的文学，不恰当地借用比较文学的术语来表述，似乎站在‘平行研究’而不是‘影响研究’的立场上，更有助于避免与历史进程不尽相符的史实失误，从而更有利于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达到对于历史的把握。”
由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分为评论卷、新文艺小说卷、通俗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史料卷，共7卷8册达600万字。这套早已编好的大系预计在1999年年初问世。华北沦陷区文学在其中占了相当的比重。而且，各卷导言在总结各种文学样式在沦陷区的一般发展走向时，也关照到了华北沦陷区的地域特点。它的出版无疑会对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孔庆东的博士论文《论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于1998年得以出版。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理论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具体考察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时，该文不仅充分注意到政治背景、文化传统、文学渊源以及作者、读者、出版者的情况，还考察了作品在流通和生产领域的运行，把通俗小说从创作实践到理论主张的来龙去脉，如实描绘出来。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例如，该文把抗战时期不同地区通俗小说成绩高下的顺序依次排列为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认为华北、华东两地最能代表沦陷区的文学面貌，而“沦陷区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当推通俗小说的繁荣和进步。”
四
尽管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批“重要的”成果，但“仍是初步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例一。完备、准确的资料是研究深化的基础。应当编辑出版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包括大事记、书刊目录、报刊篇目索引，以及各种门类的作品集和文论选集。需要注意的是，应当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杜绝随意修改、增删。
例二，华北沦陷区作家，是构成华北沦陷区文学的主体。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其中的大多数从未被后来的各类文学辞典、书籍评价过。根据作品及其在当时的实际影响，不应当有一批作家值得加以研究。如安犀、白林、范舒、方之荑、共鸣、寒流、红雪、侯北子、黄道明、黄肃秋、吉戈木、金周、苦水、狂梦、柳龙光、陆白人、吕奇、毛长风、欧阳裴亚、石樵、舒申、司空彦、宋悌芬、孙道临、唐楷、王罗、王则、夏孟刚、鲜文、谢溥谦、张铁笙、朱英诞、左金以及陈逸飞、戴愚盦、懒慵、李熏风、肖仲纳、徐春雨、徐剑胆、许吟秋、杨六郎等。
例三。进一步考察北京知识界、文学界抵制和反抗日伪殖民统治的活动。属于延安或重庆系统的人员的活动是自觉的。而更多的人是自发的。抵制和反抗在社会行为层面上有所表现，但主要蕴涵在作品主题和寓意的层面上。发掘出或明或暗抨击忤逆贰臣、鼓吹兴戎抗争的作品，大胆影射和控诉日伪强盗行径的作品，真实再现华北沦陷区城乡残酷现实的作品，恪守以往的文学信念和创作信条进行艺术探索的作品，有助于达成这样的共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北京文学的主体仍顽强地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保持着法西斯主义高压一直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完全有资格跻于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融入中国新文学。
例四。深入探讨中国“五四”新文学遗产在华北沦陷区文坛的境况。这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在沦陷区的地位的问题。在以往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史方面的专题论著中，比如在鲁讯研究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史或中国话剧研究史中，沦陷区一般不包括在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在沦陷区被严加禁绝的说法，也不时在传媒上出现。而当时的实际状况是，华北地区发表了不少评价、纪念鲁迅等著名现代作家的文章。他们的作品广泛流传。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等，还是许多话剧团体的保留剧目。对于乡土文学、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木刻作品题材以及色情文学等问题的讨论，在贫乏的理论批评界形成了一个个亮点。由此，可以见出沦陷区文学的渊源所自。同时，也雄辩地证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得以抵御外来侵略和文化奴化的内因之一。
例五。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文学的外来影响问题，特别是中日文学关系问题。占领者和被占领者这个既成的政治、军事、文化格局，决定了沦陷区中日文学关系的基调：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然而，由于文化、文学自身的特性，华北沦陷区的中日文学交流是多元的和错综复杂的。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之分，表面的和内里的之分。由于不同的原因或机缘聚集在沦陷区的文化人，无论是日方派驻沦陷区的文化官员，还是作为居留民或来访者的日本作家，无论是伪政权治下的文化机构中的中方头面人物，还是滞留在沦陷区的老作家或沦陷时期成名的新进作家，无论是来自台湾或来自东北的“移民”作家，还是有着留日背景或留学欧美背景的作家，在很难回避是非判断和政治抉择的同时，还都面临着一个文化身份的认同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为幽深和微妙，是造成沦陷区中日文学交流盘根错节、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理清华北沦陷时期中日文学翻译、文学活动、人员往来等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分析和把握各类人员的心态，并与同时期其它地区作横向比较，与战前时期作纵向比较，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总之，华北沦陷区文学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现代中日文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空白。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地区文学涉及中日双方，是一个值得中日学者共同深入研究的领域。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 199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