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
叶德辉因何而死？一说，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写对联辱骂湖南农民协会为“六畜满堂”、“一班杂种”，触彼之怒，自取灭亡。一说，他奸污乡间少女，后来，此女参加革命，当了“干部”，遂将叶氏“劣迹”报告省党部，由组织出面，处死叶氏，为她讨回“公道”。二说俱属奇谈，并无确证，然而，一直以来流传甚广，读者信之不疑。在对迄今所见相关史料详加考辨的基础上，谭伯牛撰成此文，以澄清叶德辉之死的真相。同时，此文参考了当代学者对叶氏之学行与思想的研究成果，尝试为叶德辉画一幅不同以往的历史肖像。
60岁生日将至，叶德辉写了一篇自叙，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数十年轰轰烈烈，天子不得臣、国人皆欲杀、海内诵其著述、遐荒识其姓名之叶德辉，至是而年始六十。”这个长句很有意思，一边是悼怀伤往，牢愁郁怒，一边又孤傲自矜，老健自喜；既是性情的写真，也是生涯的总结。更有趣的是，若将“天子不得臣”以下4句作为提纲，稍加说明，恰可为叶氏写一篇小传。
叶德辉其人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又号絤园。他的祖籍是苏州吴县，因幼年随父至湖南，遂注籍为长沙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他考中二甲第九十五名进士，旋授吏部主事；同榜进士中有不少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张元济、赵熙、赵启霖、蒋廷黻等。在吏部供职不过两年，他便告假归里，自此不再出仕。自叙所谓“天子不得臣”，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然不作官好办，事亲养家，日常经济问题如何解决呢？德辉早有盘算。其父本是商人，在当时长沙的黄金地段———坡子街，拥有一间旺铺，叫做“叶公和”酱园，一向生意兴隆。及至德辉衣锦回乡，且不说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做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事，至少，能避开一般商人经常遇到的无妄之灾，以保证家族生意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德辉之弃官从商，即在西风渐染的清末，也是一桩“另类”的事情。传统中国士大夫或不讳言利，其上者讲经世济民之学，为国谋利；其下者，则不免营私舞弊，追逐一己之利。但是，不论上等下等，一般而言，都耻言商业，更不必说亲自参与商业经营。这自然是受了重农贱商传统影响的结果。德辉则不信这一套。据其弟子的记叙，他非但不耻言商业，甚至“耻言高尚，以为高尚乃无用之别名”。在那个时代，什么是“高尚”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才是“高尚”；书读得好，能中进士入翰林，居恒一卷在手，暇则弄月吟风，不亲俗务，口不言钱，这才是“高尚”。德辉竟以此为耻，可见他的特立独行，可见他的思想开放。但是，德辉并不以商业盈利为人生目标。对他来说，拥有丰厚收入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专心治学、不为他累。以学术为志业，聊适我心；不以学术为职业，借敷我口。德辉于此，庶几近之。
那么，德辉的学术水平又如何呢？传统学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评价学人，大皆看他的经学造诣如何。然而清代学风不同于前代，学者喜治小学(音韵、训诂、文字之学)，于是，评价某人的学术，多看他在小学上的成就。德辉在小学方面的著作，有《说文读若字考》、《六书古微》等书。近代学者杨树达是德辉的弟子，评价乃师著述，仅许以“编摩之久，用力之勤”8个字，赞扬他的勤奋，却避而不谈他的成就；另一位学者张舜徽(是德辉的同乡后进)，不必为尊者讳，遂直言德辉“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杨、张是近代以来屈指可数的小学大师，评价如此，德辉的正统学问水平可想而知，不算高明。然而，话又说回来，毕竟清代经学、小学的成就太大，任何人要出类拔萃，绝非易易。德辉不能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实在不必遗憾。何况，他自有一门学问，惊世骇俗，堪称一代之冠。这就是他的版本目录之学。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逐渐完善，国力大张，汲汲于崛起，国学风行，念念乎复兴，遂有一桩事体随之发达，这就是藏书。今日，神州各省各市各县乃至一些居民小区都举办评选藏书家的活动，可见藏书之风的兴起。然藏书而能名家，亦有流别。有的人将藏书等同于集邮、集火花、集小人书、集九九金条，束书不观，株守以待升值；有的人附庸风雅，书名记得一堆，大字不识几个，相君之背，不过书店店员，相君之面，确系发行科科员；有的人夸夸其谈，颇有章学诚所谓“横通”的风味，实则道听途说，鲁莽灭裂，书之于彼，不过是拙劣的妆饰。此外，则有二三志士，好学深思，博观约取，勤于比勘，精于鉴别。他们的兴趣，始于册籍而终于学问；他们的收藏，量于财力而乐于分享。他们或非学术的原创者，但必是学术的识途老马，凡有志于学的人皆不能忽视他们的研究。叶德辉，就是这种藏书家的前辈。他的《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观古堂书目》及《絤园读书志》，在当时是版本目录之学的名著，在今日则已成为学林的经典。除了总结经验供后人借鉴，他还乐于刻书，善于刻书，这在书籍流通远不如今日方便的传统中国，更是一桩大功德。以此，他自赞“海内诵其著述”，不是虚言。
至于“遐荒识其姓名”，说的是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清末，日本人来华访学之风甚盛，到了湖南，非见不可的人有3位——王运、王先谦及叶德辉。三人中，德辉年最少，风头最劲，试看他与诸桥辙次的笔谈，可见一斑。诸桥氏恭维他，说：“湖南是清末学者之渊丛，若曾文正公、王运、王先谦诸先生，概观之于历代儒林传中，不易多得。而今皆凋谢(按，时为1920年，曾与二王皆已死)。此间独有先生之学深识高，固是湖南学界之幸，抑亦中国学界之幸也。”对此，德辉欣然领受，且作补充说明，云：“敝人承贵国学士、商家相知二十馀年，平时与贵国人交情亦更亲切，故贵国现时无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俨然把自己当作价重鸡林、名播东海的白居易。然白居易犹有不及德辉之处，那就是德辉不仅有在外的名声，还有异国的徒弟。
他比较欣赏的日本弟子有两个。一是得了他“曲学”真传的盐谷温，其人在中国著名，最通俗的事迹就是陈西滢指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地剽窃”了盐谷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当然，据学者考证，这并非事实。另一位，是得了他“小学”真传的松崎鹤雄，其人在日军侵华时参与保护江南“嘉业堂”藏书，有功于华夏。此外，他主办《辽东诗坛》，刊载德辉之死的真相，澄清流俗谣传，亦可谓有功于师门。其他与德辉交往频繁的学者，则有永井久一郎、白岩龙平、竹添光鸿、盐谷时敏(盐谷温之父)、岛田瀚、后藤朝太郎等人。
德辉既有这么多的日籍友人，可想而知，他对日本这个国家极有好感。然而，终身没去过日本的他，对这个国家的想象、理解乃至同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也许，从德辉写于民国3年(1914)的一句诗，能探得一些消息。诗赠日本人山田饮江，云：“南苑风光皆逆旅，东京物望若神仙。”“南苑”，指民国首都北京，在德辉的笔下，首都竟是“逆旅”(旅舍)，那么，套句俗词儿，他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对句即是答案———日本。他何以对日本推崇若是呢？妄作解人，尝试替他作答。首先，日本于甲午(1894)一役战胜清国，国人对这个“蕞尔小邦”不得不刮目相看，德辉不能例外。10年后，日本又战胜俄国，这是世界近代史上黄种人首次打败白种人，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又是一个大震撼，德辉亦不能例外。其次，日本维新，成效卓著，但仍保留帝制，这对自觉“丧国”(取消帝制)、“亡天下”(民国代清)的德辉来说，更是一个震撼。原来，辛亥革命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帝制与现代化并非格格不入。第三，他在国内接触的日本人及日租界景物，无不令他触景生情，恍然亲接萦怀绕梦的古典中国。日本来华的学者，其真实目的或有非德辉所能知者(如间谍)，但是，他们爱慕华夏文物，言动举止追求“唐风汉韵”，则系实情。德辉尝下榻于汉口日租界的松乃旅舍，看到日本人“皆席地而坐。卧则以屏掩之，屏皆六曲”，“皆唐制也”；日本女子高髻如云，腰缠锦带，俨然是晋、唐画像中的人物。由此，德辉不禁啧啧称奇，以为彼邦士人尽皆“东方古君子”也。最后，清末民初之际，学风大变，人皆趋新，犹自“抱残守缺”的德辉在国人中找不到几个“商量旧学”的同志，反而在异邦人士身上见到求知若渴的精神，更令他对日本及日本人生发好感。此外，德辉对日本的观感，还可用近代交通史、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作背书。1898—1910这10年，被学者称为近代中日交往的“黄金十年”。革命党几乎以日本为反清大本营；保皇党也寄踪东瀛，受到庇护；国内新旧各派，皆能从邻邦的改革实践中获取营养。因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对当时“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的日本，多少都抱有好感。德辉不能超越时代，对日本人青眼有加，又何怪乎？
国人皆欲杀
但是，正因处身吊诡多变的时代，兼具天生孤往的性情，天子呼来不上船、剩有文章惊海外(德辉谓日本“无不知有鄙人者”，故略改杜诗成句)的叶德辉，才会屡屡面对“国人皆欲杀”的人生险境，以至最终丧命于“国人”之手。
德辉曾写诗自况，云：“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所谓“箕口”，用他弟子的话说，就是“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亦不知避谤”；用张之洞的评语，则是“叶某不庄”———德辉对这条评语很满意，喜曰：“此一字荣褒真可谓之知己。吾非不端，又非不正，平时每与讲学论事，杂以诙谐，其为不庄甚矣，岂非吾一生定评哉。”曾经亲接德辉风采的同乡后辈胡耐安，写过一段生动的文字，有助于吾人了解德辉的“不庄”，其辞曰：“(德辉)身干修伟，满脸麻斑。语言诙谐，有些话用长沙方言说来，更足令人遐思而神往。难得的是他兴之所至，便尽量地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不拘忌于说话的场合，听话的是何许人，调门儿又高，绘影绘声，洵称大胆。”正是因为“兴之所至，便绝不保留地无忌讳地快意地说”，德辉才惹出不少“是非”，才往鬼门关上“来去”徘徊。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全国推行制度改革最迅猛的省份，也是新、旧两派以政见相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叶德辉作为旧派领袖，其名载诸历史教科书，即在此时。然通常所说的新旧之争，总认为旧派在地方上则官绅勾结，与朝廷则互通情报，上下并举，合力“绞杀”新兴势力。其实，若以湖南为例，平情而论，则知旧派如德辉之徒，当时实在是进退维谷，苦苦支持。
首先，旧派绝不敢公然反对改革。因为变法之诏由皇帝颁布，地方官绅俱有奉遵执行的责任与义务。紫禁城里或有表里不一的政治暗战，但是，千里之外的士绅，何能了然于心？如此，旧派若公然反对，就是欺君犯上，其罪甚大，微臣万万不敢也。其次，旧派的力量不足以阻挠改革。须知当时主持变法的是湖南巡抚，襄助变法的是名满天下的精英分子(梁启超、黄遵宪等)，他们有行政权力，有舆论阵地(报纸与学堂、学会)。旧派有什么呢？几支笔，几张嘴而已。他们联名上书，巡抚置之不理；他们编写《翼教丛编》，销路与影响都不足抗衡康、梁师徒的著述；乱说乱动太招人厌，旧派还不免遭受政治上的倾轧，甚或有性命之虞———梁启超即尝试请皇帝降旨，杀了王先谦与叶德辉；事虽不行，但可想见，其时做一个旧派并非多么愉快的事。而更加深入研究当时情势，还可发现，旧派并不反对“真正的”西学，并不全盘抵制改革，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康(有为)学”，以及新政其名、渔利其实的资源分配方式。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日战争的惨败，若说传统士大夫还不懂得“船坚炮利”的好处，那是侮辱他们的智商。由此，若说当时确有一批士大夫，虽然自居保守，但亟欲探求西方列强臻于富强之奥妙，绝非信口乱道。甚至，素常认他是顽固已极反动已极，但在中西文化、政治的比较上，他的见识或还高于新派。譬如，叶德辉对“保(孔子)教”问题，发言即较康有为中肯。康氏主张变法而不忘“保教”，众所周知。德辉则说：“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笃敬，可以达于殊方；魑魅魍魉，可以消于白昼。汉制虽改而不改，民权不伸而得伸，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不怕说改制，不讳言民权，对传统充满自信，姑不论其说之确否，至少看得出他的开通。至于具体的中外交接、工商合作，德辉所持立场简直比新派还新。譬如，以新派自居也被公认为新派的熊希龄，曾连续数年不断举报德辉串合外国人，偷卖中国矿产，意欲置之死地，其实，德辉不过应邀为一宗中奥合作开矿的合同作公证而已。此外，对于比要求变法的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德辉的态度更是迥异于寻常所说的保守党、顽固派。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唐才常发动武昌起义失败，随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促湖南巡抚俞廉三在本省搜捕党徒，德辉即向俞氏进言，说，“此辈书生无非受人诱惑”，“何忍出于穷搜？”并出据保释了不少党人。如此义举，简直可称之为“革命的同路人”。
如上所述，清廷未亡之时，德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意见，或与政府不尽一致，集中体现于戊戌前后的言行。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是谋国的孤忠，问心无愧；而自政府各级代表看来，他并未逾越效忠帝制、遵信儒家的范围，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动用暴力解决他的问题。及至民国肇造，德辉的不合时宜、好作谠论就有点危险了。
民国元年(1912)10月，开国元勋黄兴回到故乡，湖南都督谭延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将长沙坡子街口的德润门更名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更名为黄兴街。听到这个消息，德辉很生气。他在感情上对前朝或曰对君主制极为留恋。他无力阻止中华民国的成立，但是，“吾辈虽居草莽，岂无故国之思”？纪年不用民国年号，穿戴不用“胡服”(中山装、西装之类)，交往不用新式礼节；这是他寄托“故国之思”的惟一办法。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符号体系”内，他可以维持旧日的生活方式，以“遗民”自居，聊尽馀生。他人可以尊称黄兴为开国伟人，德辉不妨认他为“乱臣贼子”，只要不以思想、言论定罪，双方尽可相安无事。如今，却要将故国旧称“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无疑伤害了他的感情。更叫德辉着恼的是，他家的住宅、店铺就在坡子街上，一旦改名为黄兴街，那么，他的日常生活就不得不被“黄兴”及其代表的中华民国所侵扰，原本勉强达成的遗民与新国家之间互不干涉的微妙平衡就此被打破。是可忍，孰不可忍，德辉很生气。
但没等他发泄怒火，极有风度的黄兴在湖南政府做出更名决定后不过一个月，便致函谭延，婉言谢绝将德润门、坡子街改称黄兴名号。谭氏对此表示理解，随后，两处地名恢复了原称。按说此事告结，不应再起波澜，谁料德辉意犹未已，于次年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沿街散发，对黄兴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他在文中时而将黄兴贬为“妇人女子”，时而将黄兴拟为“鸡公鸭婆”，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惜文长不能具引，只能抄下文章结尾的一句，略明其意。他先做铺垫，说苏州城有个胥门，乃因吴人为了纪念伍子胥的冤死才如此命名，其事“不祥甚矣”。如今，“黄兴年方强仕，富贵薰蒸，善颂善祷者固当急去之(谓黄兴门之号)以助其长年，而乃不谙典故如此，馀何问焉”！这句话不啻诅咒，十分恶毒。然而，德辉并未因这分“口业”付出代价。这不是他的侥幸，而是黄兴的宽厚有以致之；或者说，这是革命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保障，有以致之。
不过，没多久，德辉再次攻击政府长官，差点杀身成仁，这回的苦主是湖南都督汤芗铭。汤氏继谭延为都督，上任之后，一则大肆诛杀国民党员，前任财政司长、警察局长、会计检查院长等人，只因挂了党籍，被他一律枪决；一则紊乱财政，随意更变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德辉见义勇为，为民伸冤，致函杨度，托其将汤氏劣迹转告总统袁世凯。不巧的是，《亚细亚报》主编看到这封信，欣赏“其文之峭厉”，自作主张，为之刊布。汤氏大怒，乃于民国3年春间抓捕德辉，欲行杀害。德辉的朋友易培基闻信，立即告知黎元洪，请他出面营救；随后，徐世昌、徐树铮、叶恭绰、李燮和等达官名流纷纷致电湖南，严诫汤芗铭，不要轻举妄动；甚至，前此欲对德辉下杀手的熊希龄与梁启超，也来声援他。最终，托各路贵人之福，德辉逃过一劫。
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九死关头来去惯”的大言，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然而，辛亥革命并未从本质上改换传统中国的门庭，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才是翻天覆地的真革命。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的新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试图通过摧毁一切达到创造一切的目的的狂热时代。当北伐战争的枪声打响，当北洋军阀势力即将消亡，当国共合作、团结工农的局面逐渐形成，时局的发展终于超出了德辉能够理解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师友能够控制的程度。
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前，国共合作下的农民运动已经迅速发动。毫无疑问，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湖南农民协会在襄助革命、推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甚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历史著作对之推扬备至不足为奇，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也说：“北伐的胜利实赖革命的武力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武力握于国民党之手，民众运动大都由中共领导。”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民国15年(1926)8月11日到达长沙，看到“一路民众欢迎，农民协会组织最为整齐”，不由慨叹：“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北伐军控制湖南后，农民运动的发展就更令人惊叹了。但是，在追求平等、实现均权的过程中，农民协会轻于使用暴力的霹雳手段，不免令人遗憾。叶德辉之死，就是产生这份遗憾的一个因素。
民国16年(1927)4月11日，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根据《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以下简称《组织条例》)第九条及《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一条暨第二条，判处叶德辉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吾人今天都听说过“程序正义”，也知道判罪要有“法律依据”，那么，特别法庭处死德辉，合不合乎“程序正义”，有没有“法律依据”呢？在北伐军控制的湖南境内，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当年1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授权成立特别法庭，随后，各县纷纷成立特别法庭。15日，制定《组织条例》，第九条云：“各(特别法庭)委员会之审判，第一审须委员会2人、第二审须委员4人之同意，始得判决之。”署名同意判决叶德辉死刑之委员，为吴鸿骞、冯天柱、谢觉斋(即谢觉哉)、戴述人和易礼容，符合规定。其中，吴鸿骞时任湖南省高等检察厅厅长；冯天柱时任湖南省高级军法官；戴述人、谢觉斋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易礼容则是湖南农协负责人。分析委员之组成，可知5个委员中，两位是省政府人员，两位是省党部人员，一位是省农协人员。这正符合《组织条例》第六条对省特别法庭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规定。同时，《组织条例》第二三条规定，须先经县特别法庭一审，再经省特别法庭二审，方可定罪；德辉于4月8日经长沙县特别法庭审理，11日转交省庭二审，亦符合规定。可见，“程序正义”做到了。
再说“法律依据”。《暂行条例》于是年1月28日经省党部执委会三读通过，第一条第一至四款，谓：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者；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俱“依本条例惩处之”。第二条谓：犯本条例第一条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罪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而据特别法庭侦讯德辉的“犯罪证据，计分五点”，分别是：一，戊戌政变，惨杀革命人物，为内幕主张之人；二，充筹安会会长(按，谓湖南分会)，促成袁氏称帝；三，主张赵恒惕受北京政府任命；四，发表封建式之文字，为反动之宣传；五，为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五点罪证，是否一一核实，不能无疑。说德辉在戊戌政变时杀害革命人物，似无确证，判词封他一个“内幕主张”，或是弥缝之辞。第二、三、四点，皆有实事，德辉不必否认———他的朋友多系北洋中人；军阀赵恒惕在湖南对他敬礼有加，他对赵氏也有知己之感；他一贯支持帝制反对共和，言为心声，写几篇“反文”不足为怪。惟最末一条直接将他定性为“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决无确据。因为，从特别法庭成立那天起，乃至从省政府军事厅张贴《铲除土豪劣绅布告》那一日(1926年12月17日)起，对于“反动领袖”、“土豪劣绅”的概念就从来没有定义过，更不必说区分“著名”与“非著名”的等级。德辉遭此恶谥，实在不能令他心服。当然，既有第二、三、四条的证据，判他死刑，终算是有“法律依据”，不是乱来。
程序对了，依据有了，于是，4月11日下午4点，德辉被押往长沙县浏阳门外识字岭，明正典刑。据其子叶尚农报告，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那么，前谓“德辉之死，就是产生这份遗憾的一个因素”，竟说错了？不然，因为鄙人预先打了埋伏，说，所谓“程序正义”，所谓“法律依据”，仅限“在北伐军控制的湖南境内”。吾人只要稍知何谓大革命，何谓革命的暴力，就能知道，这是特别法庭在特别时期对特别人物实行的特别处罚。特别，就是不一般，就是不合常理。在特别二字的限定下，谈什么法律，谈什么正义，那都是痴人说梦。其实，身为审判委员同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指挥者的易礼容，早在此前就揭破了谜底，1927年3月25日，《湖南民报》刊登了他的讲稿《农民问题》，有段话是这么说的：“一般土豪劣绅，他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按为1926年12月28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现在农民已处罚的土豪劣绅，哪个是冤枉的？总之，革命是不能客气的，不能用请饭接客的手腕，那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时期是农民革命的时期，恐怖是意中事呵！”看到这段话，吾人不得不联想同年同月毛泽东撰写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警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如此引证，是否揭示了德辉之死的真相？是否比流俗相传德辉是因为写对联讽刺农会(朱健《叶德辉之死》)，或因强奸了未来的革命女干部(周作人《叶德辉案》)而被处死的谣言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是否在暗示德辉不死于法，而死于国民党，死于国民党领导的革命的恐怖？是否在为德辉鸣冤，要控诉谋杀他的人，要控诉“暴民”，要为以地主为代表的“精英”平反？窃谓非也非也，大谬不然。因为，若真如此，那这个世界的是非黑白也太容易分辨了；若真如此，吾人仍未突破胡适在民国20年(1931)写的那首打油诗所反映出来的比较低级的人生境界，他的诗是这样写的：“絤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首先，胡适犯了两个不能“小心求证”的错误，第一，杀叶德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的特别法庭；第二，不是德辉能杀康、梁，而是启超要借刀杀德辉。其次，胡适犯了一个“大胆假设”的错误。“一样杀人来翼教”这句话，揆诸前述德辉对待革命党的态度，吾人有理由相信，他不大会选择以杀止杀，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当然，适之先生学与年俱进，他最终如何评论叶德辉之死，鄙人无从揣知，亦不敢代言。鄙人只能再引两段闲话，冀能帮助读者从另外的角度观照德辉之死。
其一是黄兆枚《叶絤园先生传》开头的话：“笲笲盱匕，陵轹险怪，犷悍之气充弥都野之间，譬则猛虎磨牙于前，洪流滔天而至，其杀溺人亦何取择。法既无有，何冤可言？此絤园所以死也。”
其一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1968年10月)上，专就德辉之死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馀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特别感谢任继甫先生提供史料线索)
叶德辉:被湖南农会处决的民国风流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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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被湖南农会处决的民国风流才子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是个奇特的地方。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叶德辉既可算湖南长沙人亦可称为湘潭人，但他祖籍苏州吴县洞庭东山。这个前清御史，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但半个多世纪以来，鲜有人提及，因为其政治立场保守，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他骂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被农民协会当做“土豪劣绅”给处决了。比较可靠的资料，他在被判处死刑时，背负的罪名有“帝制嫌疑”，也就是说，他是复辟帝制的嫌疑犯。
叶公在死前似乎什么都想到了，没有料到的却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理员能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叶德辉是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绕不开的重要学者。对于叶德辉的学术成果，后世评价很高，也较少争议，但对其为人，尤其是被处死之事，则多有不同看法。
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却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藏书家、经学家、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和编辑家。有人说，今人在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的时候，“怎么绕也绕不过”叶德辉这个名字。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叶德辉的评价是：“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严谨的学者。”
今人对叶德辉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是：叶德辉其人不足道，但其学却有可取。据我所知，这种意见，既可见于《书屋》杂志刊载的文章，也可见于湘潭大学的学者文庭孝和刘晓英的论文中。
不论如何评说，此人至少总是个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但多年来此人似已被遗忘。据说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他的《书林清话》。大概和那阵“早春天气”有关。鲁迅早年钩稽古藉不止一次提到叶氏刻藏。《鲁迅全集》(1981年版)有四条简要注释。两条说他是湘潭人，两条说是长沙人，都不错。时下又有叶氏辑刻《双梅影闇丛书》面市。影印本、排印本合成一厚册、自右向左直行读过去又自左向右横行读回来，立足现代而发思古幽情，市场操作与文化意趣兼备，妙!由影印摹想原刻，谓之精审，不为过当。叶氏自号郋园。郋，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志向。这么一位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大概和他的死有关。
著名学者、藏书家、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首任监督(馆长)缪荃孙曾这样评价《书林清话》：焕彬(叶德辉)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
此言出自权威学者，也是学术界的公论，向无异议。叶氏之学术贡献，非止《书林清话》一端，在旧学研究上的其它成就，后人亦多作积极评价，且鲜有争议。
有争议的是叶德辉的为人。“文如其人”之说，与叶氏的治学文章似无关，只适用他那些嬉笑怒骂的文辞。叶氏自己所言的“谤满天下”、“国人皆欲杀”等语，并非都是自嘲虚张之词。时人多持“其人实无可取”之评，就是对叶氏之学术成就多有夸赞的章太炎也感叹;“如此好学问，甘作谯周，何欤?”“终以读书种子为可惜”。至于来自各方的诋毁谩骂之词，如不庄、惯痞、湘潭大痞叶麻、为富不仁、土豪劣绅等，就数不胜数了。
叶德辉的人生观、文化观、学术观，本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是错在叶氏生在一个以革命为风尚的年代，错在叶氏不合时宜的言行。叶德辉生性狂狷，一派名士作风，目中无人，孤傲自矜，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结果就如他自己所喟叹的：“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推行改制最为激进的省份。叶德辉时年三十余岁，挂印归乡，志得气盛，挺身而出，成了反对改革的“旧派”领袖，也由此被推到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叶氏影响颇大的
“翼教”之说就是此时出笼的。身为臣子的叶德辉，当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皇帝变法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的新政，只是把矛头指向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梁启超的时务学堂，即所谓“扶世翼教”，却依然险遭不测。当时康梁曾请旨(叶氏的说法是“矫旨”)杀叶德辉和王先谦，只因旨下仅仅两天变法就失败了，才侥幸保住性命。
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光复，叶德辉因其前清余孽的恶名，再次陷入危险之中，不得已逃出长沙。此时身为革命元勋的章太炎却出面帮助了他，及时致电湖南革命军：“湖南不可杀叶德辉。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
叶氏由此将章太炎引为知己。
叶德辉乱后返回长沙，已是民国天下，叶德辉万念俱灰，一度曾想剃度为僧。但不久却又卷入了轰动一时的“坡子街事件”。民国元年(1912)10月，革命元勋黄兴返乡到长沙，受到故乡人民热烈欢迎。湖南政府为表达敬意，提出将长沙坡子街口的德润门更名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更名为黄兴街。这下触到了叶德辉的痛处，因为他的住宅和店铺就在坡子街上，令他无法容忍。尽管黄兴很快就致函婉拒，两处地名也恢复了原称，叶德辉依然不依不饶。次年5月，他写了《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到处散发，文中嬉笑怒骂，将黄兴比作“妇人女子”、“鸡公鸭婆”，极尽攻讦。
新政府震怒之下，借故将叶氏抓捕，后由地方商人保出，不得已逃往武汉，后到上海。
叶德辉在上海客居了半年，于1913年下半年回到长沙。由于秉性难移，讥评时政，又卷入了与湖南新都督汤芗铭的冲突，再次有性命之忧。汤氏性情暴虐，滥杀无辜，素有“汤屠夫”之名，还随意更改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叶德辉见此，挺身而出，为民申冤，写信给杨度，要其转呈给总统袁世凯。不料《亚细亚报》报馆见到此信，欣赏“其文之峭厉”，自作主张刊发。汤芗铭见文大恨，遂起杀心，将叶德辉抓捕。幸亏朋友们相助，紧急陈情到北京，黎元洪、徐世昌、徐树铮、叶公绰、李燮等北洋政府大员和各界名流纷纷致电湖南相救，就连当年欲杀叶德辉的梁启超、熊希龄也出面声援，叶德辉才再次逃过了一劫。
1927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南中国，北伐军攻占湖南，被叶德辉等辈斥之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这次叶德辉在劫难逃了。
4月10日，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捉拿。第二天，即4月11日，距国共分裂的标志事件“4.12事变”仅有一天，叶德辉经“湖南人民第一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公审，判处死刑，当天下午执行。据其子叶尚农事后在叶德辉的日本弟子所办的《辽东诗坛》上所述：
“(叶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是遭惨死。”。
至于叶德辉为什么会被镇压，世传有两个原因。
一是说叶德辉为农民协会戏作了一幅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豚，都是畜牲。横批是：斌尖卡傀。上下联首字是“农会”，把农会骂作杂种、畜牲。横批四字的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文字可算尖刻恶毒，极尽辱骂之能事。这幅对联将“叶德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也让叶氏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成了他被抓的导火索。
二是说叶德辉曾欺辱一乡村少女，后来此女参加了革命，将其劣迹告到了省党部，于是要处死叶德辉，讨回公道。这一喜儿式的故事似无实据，但叶氏好色却是不争的事实。叶氏曾纳妾六房，经常到长沙的青楼妓馆寻欢，还喜好男色。即使在当时多妻制的文化下，叶氏的这种行径也属“不端”、私德不淑。叶氏还刊刻了《双梅影暗丛书》，收录了多种讲“房中术”的“淫书”，曾惹得非议四起。一向厚道的周作人谈到叶氏被杀一事时说：袁世凯称帝时，叶德辉为其选秀女，征了五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送宫，却自己“先都用过了”;后来秀女中有人成了农会干部，叶氏自然不免一死。
可见时人是确信这一说法的。
现在有研究者认为：以上二说俱属奇谈，并无确证。
理由是当年叶德辉不是像有些“土豪劣绅”那样被农会处死的，而是经“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后明正典刑。法庭列出的五点罪证是：1、戊戌政变时残杀革命人士，为内幕主张之人;2、充当(湖南)筹安会会长，促袁世凯称帝;3、主张赵恒惕接受北京政府任命;4、发表封建文字，做反动宣传;5、为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这些罪状均与传说中的写对联和欺辱妇女无关。
这五大罪状，都是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旧账和似是而非的政治帽子，似义正词严，多查无实据;即使是件件确凿属实，也罪不至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盛行一时并压倒一切的革命暴力。倒是当时身为湖南农民运动领袖又兼任特别法庭审判委员的易礼容说到了点子上：
一般土豪劣绅，他们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
总之，革命是不能客气的，不能用请客吃饭的手腕，那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时期是农民革命的时期，恐怖是意中事啊!
此言极好地诠释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一著名的警句：“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照这样的逻辑，叶德辉不死，倒是天理难容了。
虽然当时杀掉“土豪劣绅”是常见的事，但由于叶德辉的学术成就和名气，他的死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惋惜者有之，如章太炎、黄兆枚和叶氏的日本弟子;更多的是称“好得很”，说叶氏是找死，自取之道，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在这一片杀声之下，一个多月后，大学者王国维决意“一死免辱”，在颐和园投水自尽，遗言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时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叶氏早年的论敌梁启超，都认为王国维的死与叶德辉等绅士名流被杀而引起的内心绝望有关。
几年后的1931年，胡适用一首白话小诗表达了他对叶德辉这桩公案的看法：
郋园老人不怕死，
枪口指胸算什么!
生平谈命三十年，
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谁?共产党。
我若当权还一样。
当年誓要杀康梁，
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
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来是与非，
一样杀人来翼教。
胡适的说法或者有误。虽然湖南农民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但处死叶氏的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及特别法庭，因此严格讲应该是国民党杀了叶德辉。说叶德辉当年要杀康梁，似也不符合史实。但此诗以调侃的语调，对只因思想观点和言论的对立，就要你杀我我又杀你的情景，表达了痛惜和批判，其内涵是严肃深刻的而非谐谑的。
这个道理，还是鲁迅说得透彻：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
鲁迅此言写于叶德辉被杀的那一年(1927)的年底，这一年有太多血写的例证可以作为此言的注脚。4月28日，距叶德辉之死仅仅十多天，同是著名学者也同是中国图书馆史上重要人物的李大钊在北京被绞死。5月21日，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湖南由此从红色恐怖变成了白色恐怖。许克祥发动事变的借口之一便是“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被处决。
在多年之后的1968年，毛泽东也曾对叶德辉之死表达了看法。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也是叶氏湖南湘潭同乡的龚育之，记述了毛泽东的谈话：
记得曾听说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说到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一批二保”时说过当年杀叶(德辉)不妥的意见。我同电影《谭嗣同》的编剧刘景录教授谈起此事，他也确切记得有过这样的传达。只是记不清毛说话的时间和场合，查起来颇不容易。直到从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查到冯记下的毛谈一批二保的大概日期(一九六八年八月)，才终于清楚毛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杀叶德辉一事的。毛说：编《翼教丛编》，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由此可见，毛泽东确实反对杀叶德辉，而且这个意见并不是随意谈的，是在正式场合的讲话，当时还曾在一定范围传达。“最高指示”尚且如此，看来，叶德辉真的是枉死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叶先生的学识：叶德辉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故观古堂所藏颇多此二类之书，尤以清人的经义著述为多;又因为叶氏很欣赏陈文述、舒位所撰《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并有意继起汇辑《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故又特别注意搜集乾嘉的诗文集，先后收得一百多家，一一为之撰写提要，记述作者生平事迹、诗源派别源流等。叶德辉藏书不佞宋，所以他十分推崇张之洞《藏书答问》以清刻为主、不列宋元旧刻的做法，在其名著《书林清话》中也一再批评藏书家们薄今爱古的偏弊，他自己的藏书甚至以咸丰二年桂馥所刻的《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就此可知叶氏的基本藏书观。但观古堂亦藏有一些古本，如宋刻《韦苏州集》、《南狱总胜集》等。用叶德辉自己的话说：宋元本虽不多见，亦时有一脔之尝。叶德辉的藏书目录有《观古堂藏书目录》四卷，是目初编於光绪二十七八年间(1901-1902)，辛亥革命时避乱县南朱亭乡中，重编此目，以后陆续修订，一九一五年刻於观古堂。叶德辉又有《郋园读书志》十六卷，是为叶氏的题跋汇录，一九二八年上海澹园刊，其中第十一至十四卷为《乾嘉诗坛点将录徵目》。
叶德辉还是清末的大刻书家，曾刻有《观古堂汇刻书》、《观古堂所刊书》、《丽楼丛书》、《双梅景闇丛书》、《观古堂书目丛刻》等。他曾将家藏宋版《南岳总胜集》影摹刊行，据说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甚至连精於版本的杨守敬也误以为真宋本而不惜高价购置。一九三五年，叶氏后人就其生前所刊、所著书版片尚存者，汇辑成《郋园全书》一二九种、二百册，以中国古书刊印社名义刊行。叶德辉的著述以《书林清话》影响最大。当时，叶德辉有感於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以藏书家轶事为主，而无历代版刻及校勘故实，乃别辟蹊径，成《书林清话》十卷，以后又撰成《书林馀话》二卷，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合印本，又有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叶德辉家藏图书4000余部，逾10万卷，重本、别本倍于四库，明刻善本、名人抄校本如《道德经》、《六书索引》、《馆阁录》、《三家诗补遗稿》、《辛稼轩词》等亦极珍贵。有藏书楼为“观古堂”、“郋园”、“丽楼”等，与傅增湘有“北傅南叶”之称。晚年，整个藏书除少部分流散外，大部分被其后人叶启倬，叶启慕售与日本人，这是我国典籍自皕宋楼后又一次大规模外流，现国内仅零星藏有观古堂旧物数十种而已。只有30余部现藏于湖南图书馆。均称善本。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货斋”，著书处曰“观古堂”，藏书印有
“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楼”、“观古堂藏”、“吏部司封员外郎”、“吏部司封”、“焕彬”、“叶德辉鉴藏善本古籍”、“郋园”、“归货斋”、“叶氏丽楼藏书”、“丽楼珍藏”、“直山所见书画”等20余枚。
周作人在其《饭后随笔》中谈到叶德辉，说叶为皇帝选秀女，皮包不住胆，捷足先登，所辱秀女后来当了农会干部，叶自然不免一死。丘良任编《竹枝纪事诗》中长沙竹枝诗云：“施施两个丘中有”，典出《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讥笑叶德辉和王先谦是麻子，反映了当年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叶、王两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的事实。周劭《黄昏小品·雪夜闭门读禁书》提到叶德辉编有一本小书，每逢家宴，赠宾客人手一册，内容惊世骇俗，可惜周劭语焉不详;又说其书可能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V.
Gulik写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大有补益，似乎是指叶德辉从日本永观年间(982--984)丹波康赖氏编《医心方》一书中辑录的中国古代房中经典四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和《洞玄子》。这四种书后来成为《双梅影庵丛书》的一部分。
我的好友王纪卿早年告诉我，他第一次听说叶德辉这个名字，是在与钟叔河先生聊天时获知的。长沙曾经有个叫叶德辉的人，编过一部《双梅景暗丛书》，属于禁书之列。钟叔河先生这番话，引起了他的兴趣。
后来，他购得高罗佩先生的《秘戏图考》，发现这位荷兰的大汉学家，对叶德辉的治学，有很高的评价。他大概不是很清楚叶德辉在中国声名狼藉乃工农“革命”之误。他在书中说，叶德辉是因为在《双梅景暗丛书》中收了五部房中术的文献，并加以出版，才使他“自己的学者声望立刻扫地以尽”。《双梅景暗丛书》包含中国古代的五种性学文献，即《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和《洞玄子》。
海南出版社曾经出版了《双梅景暗丛书》的影印本，并附有简体横排标点本。署名“武生”的文章《叶德辉与他的性学著作》中说，当代人把叶德辉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分开，不去理会此书“宣扬淫秽生活”的议论，而承认叶德辉对这方面文献进行研究、编辑和出版的学术价值，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这套丛书的五种性文献，都是隋唐以前的古籍。《隋书·艺文志》曾有著录，但后来失传了。幸而有一个日本人，在北宋雍熙元年，写成一部《医心方》，将这五种文献列入其中。叶德辉用自己的刻书，同日本学者交换，并从中辑录出来这五种古籍，使湮没失传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性学文献得见天日。
叶德辉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今西方国家所谓的卫生学，无非对饮食男女进行仔细的研究，而有些无知的中国人，却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四千年以前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了。性学的妙处，哪里是后世那些迂腐的儒生所能明白的!这段话，既表明了叶德辉对古代性学文献的重视，同时——按照高罗佩的意见——也表明他的守旧与对近代科学的蔑视。
以上所引，一鳞半爪，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过，有一本书很难得，是对叶德辉最有发言权的人写的，这就是杨钧及其文集《草堂之灵》。杨钧(1881-1940)，湖南湘潭人，其兄杨度为中国近代政坛的风云人物，兄弟俩同受业于湖南硕学王湘绮。从书中可以看出，叶德辉与杨钧过从甚密。叶对人说杨“能自成门户，起衰之功，可比韩愈”，推崇如此。可杨钧并不领情，说叶性格“至乖僻，不近人情”，“骄慢”等。
谈到叶的书藏，杨钧称叶为湖南第一藏书家，版本之考究为湘冠，如叶曾藏有宋胶泥本《韦苏州集》(实为明活字本)、宋朱熹同榜题名录等。伴随着湘军中兴，晚清湖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重镇，桐城派自皖至湘，似乎也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中兴“湘军”。在这种人文传统里，叶德辉跻身湖南第一藏书家，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皕宋楼被日本人廉价收购，江南典籍为之一空，此为我国书坛的一页痛史。原清华大学教授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希望曰：“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这最后的希望也将成为浩叹。杨钧写道：“(叶)身死之后，以其宅为图书馆，后发还，然所损失，则无人理会。”
论学方面，杨钧对叶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叶母去世，杨诔曰：“佳儿诚博学，但与我门庭各异，只谈风月不谈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本专言古籍版本的书，宋雕元刻，如数家珍。杨钧从小的方面补叶所未见，从大的方面抓住叶论措辞不严谨的毛病，几乎将其一生安身立命的学识完全推翻，并断言“专言版本者无功于学问”。对叶的《经学通诂》也说：“幸无人读，否则亦可贻误后生。”叶德辉的儿子似乎比皕宋楼的后代强，还算是肯堂肯构，然则人力终不敌气运。他对父辈之争总结道：“吾父著书，与白心(杨钧号)大异。吾父仅集前人之说，而不辩论是非。白心己见太深，砉然独断。”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庄子和惠施的往复辩驳，没有了叶德辉，杨钧也许会感到寂寞吧。
说杨钧的《草堂之灵》难得，从一细微处可得到证明。比起那些隔靴搔痒的传闻，杨钧在书中准确记录了叶德辉的忌辰：旧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申刻。叶德辉之死本不足为道，可是不久遥远的北方传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王国维自杀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谜语。一时议论纷纭。陈寅恪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拈出了这一句式，谓“两非逼一是”。另有一说，即王自杀，因叶被杀。这不是空穴来风。杨钧当天也被农会抓去审问，他事后写道：“彼时之余不仅不能救叶，且不能自救，更不能如王国维之自杀。”这句话象一条无形的线将三个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这只是杨钧的一家之辞。还是一代史家陈寅恪破人我之执，得历史理性之“鱼”，在挽王国维的碑文里发出振聩欲聋的声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这句话也成了陈寅恪自己一生的写照。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叶德辉考中进士，被授吏部主事之职。但两年后却辞官归里，自此不再出仕，以经商为生，以学术为志业，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情怀。为治学业，甚至不惜弃官，这在当时是特立独行之举，即所自谓的“天子不得臣”。而时事巨变，叶德辉成了前朝的“文化遗民”，于是守望传统文化就成为他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包括著述和刻书，也都是为了笃守传统旧学这一目标。
一句话评价叶德辉：其学可嘉，其人有瑕，罪不至死。
遗憾的是，从1927年的叶公之处决到30多年后的“反右”及“文化大革命”都是革了读书人的命，呜呼，哀哉!但愿“文革”不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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