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另一种“民国范儿”■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布鞋院士”的走红总让我想起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来。上个世纪前半叶，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做教授。当时，学生眼中的邓教授也是一副“扫地僧”的模样，他头戴瓜皮帽、严肃的脸上是一副黑框眼镜，身穿长衫、缗裆裤，脚蹬布鞋，裤脚还绑在腿上。和当下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范儿”相比，邓之诚这副装束颇有些另类。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些年大行其道的“民国文化热”中，这位学识渊博的大师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邓之诚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办过报纸，闹过革命，后来从社会回归校园，走上了治学之路。世人皆以陈寅恪任教清华为破格用人之美谈，但陈氏当时虽无学位，却已经吃了多年洋面包，对西人之学及其治学方式有极透彻的了解。而邓之诚没有留过洋，一肚子学问多半以传统治学方式得来。放在今天，不少大学动辄要求有海外求学任教经历，“土鳖”邓之诚想谋个普通教职都难，更别说当教授了。幸好，邓之诚赶上了不拘一格的蔡元培。1917年，应蔡校长之聘，邓之诚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当时，他年方30。此后，辗转多个高校，1931年开始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代中国是个万物趋新的社会，邓之诚却“顽固”地做着自己喜欢的“旧学问”。凡是真正的学者，为学与为人总是融合为一，治学偏好往往影响着阅世眼光。沉浸于“旧学”的邓之诚，月旦人物、品评时事，独特眼光，自成一派，提供了观察民国的另一种视角。今天读来，耐人寻味。
1934年5月29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记下，从今开始停阅《大公报》及《新北平》，每月可省下一元六角钱。他还说：“胡适辈力倡以白话作报，谓可普及人民。而不知报费之昂，穷檐矮屋中人，岂其力所能胜哉？”对新派翘楚胡适之，邓之诚历来看不惯，据学生回忆，他曾在课堂上讽刺胡适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但他能在一片“普及人民”的高调中，为“穷檐矮屋”里的“人民”算一算经济账，恐怕就不仅是新旧之派别成见了。邓之诚家用多，开销大，又有藏书和收买老照片的雅号，经济难免吃紧，常和学校就课酬讨价还价。1933年某日，他在日记中说：“因予家食指众多，允月加六十，共二百四十金。过此无可再商矣。以师道等于市道，卖菜求益，殊令人不欢。然拂袖而去，又似不情，且困难甚多，如此间债务，如移家费用，尚皆无出，因致进退维谷。”第二天，又记：“连日筹维无术，以月得二百四十，仅敷日食。儿女辈学费及所负债皆无应付之法。内子不谅，催嫁贞女甚力，真令人束手。”学校既不肯提高课酬，又得不到老婆谅解的悲催生活，读来多么令人心酸，但或许也正是拮据生活的体验，才让邓之诚体会到那些“穷檐矮屋中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民国知识界新旧并立，总体上是新派学者掌握着话语权，但对于新派的不少做法，邓之诚都不太赞成，而且还抱有历史学家特有的忧虑。1935年3月8日的日记中，邓之诚写道，“报载许地山反对读经谈话，谓经书只讲五伦，今除朋友外，四伦皆已打倒，故不须读经。”对此，邓的评论是：“其言固妄，然时人心理大抵与许相同。予意国且不保，何言于伦理，又何须乎打倒！”他还预言家式的说，“他日总有欲求读经而不可得之一日。”果不其然，这几年读经又时髦起来了，而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经学鸡汤中，想找一个真能“解经”之人，确实不容易，以此验之，邓之诚还真有几分先见之明啊。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在趋新的社会，“新话”也层出不穷地被发明出来。文史大家邓之诚对文风变易尤为敏感。他曾简明而精当地描述了近代以来文风的变化：《新民丛报》文字一变，五四革新白话诗文再变，鲁迅译文体三变，今则俄文体四变。邓之诚所谓“今”，是新中国初期。当时，社会舆论包括那些曾经“民国范儿”十足的知识分子，已经熟练地使用“首长”“贯彻”这样的新词了。邓之诚却特立独行地保持着个性，对当时人喜用新名词尤为反感。他发现，报纸上“学生干部”所用文字，与通常语言有异。“几不可通耳”。邓之诚觉得，这是“变易之际”的表现。他说，“昔人为文，唯恐辞费。今则唯恐辞之不费，故丰收而曰大丰收、特大丰收。鼓劲而曰鼓足干劲、鼓更足干劲，言无穷而意有尽矣！”反观今天见于报章之官样文章，所谓鼓掌没有不“热烈”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邓之诚“言无穷而意有尽”的批评可谓依然有效。
与新社会的隔膜，使邓之诚在纷扰的学术热点面前保持了冷静和定力。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史学领域最重要的论题之一，各路高手纷纷登场，争论不休，好不热闹，邓之诚却视之为“群盲道古图”。在写过《中华二千年史》的他看来，“中国史不容划分时代，更不容划分社会”，用西方包括苏俄舶来品理论裁剪中国历史，必将导致对中华文化的打压。对当时一些人摒弃本土文化的做法，邓之诚痛心又无奈。1954年2月26日，他在日记中感叹道：“今之大学生知有孔孟者，亦罕矣！再过数年，虽呫哔者将不识孔孟为何人。”
又过数年，“大跃进”浪潮汹涌而至，邓之诚有些感伤地说：“今时人目正经、正史皆为材料，我辈所述更无论矣！四十年前，则以经史为旧，以科学方法为新。我辈稍读旧书，始则见摈于方法，继则见摈于主义，二者皆自外国输入，总之见摈于外国而已。从来斯文扫地，未有如近数十年之甚者也。”两年后，邓之诚在落寞中走完了他作为中国文化体悟者而非旁观者的一生。
“无分外之求”，求也求不到；“无不满之事”，不说的好！
作者：刘铮
2017-01-18 12:13:02来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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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看来，晚年邓之诚的生活条件或许相当优越，也并未真正受到多少冲击。但这也只是外人的看法而已。（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1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邓之城复闻宥礼一通》）
《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上下册），2013年12月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落照堂是学者闻宥（1901—1985）先生的书斋名，书中影印的信札绝大多数是致闻宥先生的。整理者特别说明，整理前，“所存信札共含作者一百余人与信札一千余页，整理中，剔除少数无甚干系之作者，而留存一百位，并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为断限，删去其以后者”。不过，我在浏览此书时注意到，下册第807页所印图版，如按目录所示，当为罗庸先生之信札，然稍加谛视，即知其出邓之诚（1887—1960）先生手笔。复查考其内容，知此札写于1954年。这样一来，就把整理者所设的两个限定都打破了。
邓之诚的函札向颇少见，而致闻宥一札，文辞茂美，内容又涉及几位学人的遭际浮沉，虽刊于书，而不见于目录，无异明珠暗投，因录其文，稍加解说，免其沉埋而已。
原札如下：
在宥先生左右：
前辱惠书，欢喜无量。溽暑万事俱废，致稽裁答，幸不为罪。
诚山中岁月，久忘尘世，稍亲书史，便可遣日。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暮年萧瑟，其甘如荠。以此养生，庶不使嵇康笑人。
进之书来，述台端为之作介，求文学出版社事。诚昨得聂绀弩书，云已无问题。虽非决定，却尚肯定。亦迩来快意事也。
《湘军志》甚难觅取，幸祈作罢。《封神榜》亦非必需之书，版已久毁，便拟不求。
旧门人成恩元寄所撰，未能自树立，深为之忧；托庇高贤，更为之庆。晤时祈转告。诚近年搜求古树、桥塔、石阙以及古建筑，阆中观音阁、东湖之桂、栈道之柏，久劳梦寐。能为我各求照象数纸否？费可不计，我当任之。唯不宜强求，以此等无谓事扰人，私衷不安。若致劳神，更成罪过矣。
书此，敬问
公私多福！不尽企念！ 之诚 顿首 八月二十二日
邓之诚日记记，1954年4月8日，“闻宥、浦江清偕来”。次日，“回看闻宥不值”。10日，写《赠闻宥》绝句三首，中有“荒村岁月年年改，有客新从万里回”之句。11日，“写昨诗致闻宥”。12日，“闻宥、游国恩偕来”，“过闻宥，久谈，知吴宓去年娶得少妻，近在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西洋史，朱宝昌尚在重庆磁器口西南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仍领原薪”。
1954年，闻宥先生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4月，他从成都来到北京。考虑到他1955年即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此行之目的，或许不只是访友，而是兼为求职。
关于朱宝昌
邓之诚信中提到的“进之”，即日记里讲的朱宝昌（1909-1991），“进之”是朱宝昌的字。朱宝昌曾就读燕京大学哲学系，上世纪3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任教。闻宥1933年秋至1935年夏曾任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后因与郑振铎之矛盾辞职（参季剑青《1935年郑振铎离开燕京大学史实考述》，《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邓之诚则是燕京老辈，三人之交集当在燕京。顾廷龙亦曾在文章中提及，在燕京大学时，“我的老师闻宥请吴世昌、朱宝昌及我喝酒”（《新岁谈往》）。
1949年后，朱宝昌相继在西南师范学院、川东教育学院、西南军区师范学院任教。关于他意图在北京谋职之事，邓之诚日记中有不少记录。
1954年7月8日日记云：“浦江清送闻宥信来，知朱宝昌任教重庆杨公桥军区师范语文系，即作一字寄去。”闻宥的这封来信，也就是复信中所谓“前辱惠书”的那个“书”。
7月17日，“送朱宝昌信与郑桐荪，邀浦江清来谈朱宝昌事，希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郑桐荪是清华大学理科教授，当时已退休。7月19日，“浦江清来索朱宝昌履历”。7月25日，“得朱宝昌复，并寄自传及《文学概论》讲义，即往访浦江清，不晤”。7月27日，“得朱宝昌信。浦江清来取朱《文学概论》去”。7月28日，“复朱宝昌，由航寄”。8月6日，“得朱宝昌信，即复之”。8月7日，“下午，为朱宝昌事，往访浦江清，无聊极矣！”看来，为朱宝昌谋职擘画奔走，邓之诚已经感到不耐烦了。
到8月22日，邓之诚复信给闻宥时，他尚认为，朱宝昌从四川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这件事，既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聂绀弩已经答应了，则“虽非决定，却尚肯定”。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8月30日，“作书，以朱宝昌不携眷，告聂绀弩”。9月9日，“晨，朱宝昌自重庆来，何其速也？即住于此。”看来，朱宝昌等不及了，自己奔到北京来。9月10日，“为朱宝昌作书致聂绀弩……入夕，朱宝昌始自城中归，云：已晤聂，深怪不候调而来，虽取得离职书，而无介绍书，是脱离组织也。果不出予所料。”10月27日，“吴恩裕来，言朱宝昌文学出版社事已无望。下午，偕朱宝昌一访浦江清。”至此，朱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之事以失败告终。
不过，不久后，邓之诚就忙着为朱宝昌另觅职位了。11月27日，“高名凯来，托其为朱宝昌打听师大文学史一席”。12月7日，“高名凯两来……言朱宝昌谋师大教席得复可商”。12月24日，“晚，高名凯来，言政法学院约朱宝昌面谈，或国文一席，可望有成”。1955年1月22日，“朱宝昌往政法学院晤有关人士，教席已定局”。3月18日，“高名凯两来，言师大黄药眠有信来，决定聘朱宝昌任教，约明日往谈。此则出于意外”。3月30日，“朱宝昌得师范大学人事室通知，入城办手续报到，大约定局矣！午，挂牌而归，云：明晨上班，即迁入师范大学。忽政法聘书又至，且言：明日以车来迎。急往解释，大受责难。盖政法沮师大勿聘不得而怒，乃欲抢夺也，妙哉！”3月31日，“晨，朱宝昌迁居德胜门外师大，自去秋来此，凡住半年零二十五日”。至此，朱宝昌的教职暂时确定，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去矣。想想朱宝昌在邓之诚家里住了半年多，邓之诚对其可谓仁至义尽了。
不过，朱宝昌的奔波扰攘并未就此结束，他到北师大后，因“说‘在某人的宴席上和胡风同桌吃过一顿饭’，结果被视为跟胡风分子有来往”，教授被降为副教授。1956年，朱宝昌响应号召“支援大西北”，远赴西安师范学院任教，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参韩唯一《朱宝昌》，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人物网页）。
邓之诚致闻宥札（资料图/图）
关于老照片
1954年4月初，闻宥抵北京，到5月8日，邓之诚日记记：“闻宥来辞行。托其在成都代觅宋育仁所批《封神传》及湘绮自批《湘军志》。以初刻本《曝书亭集》、《述学》赠之。”三个半月后，邓之诚在复闻宥书中谓：“《湘军志》甚难觅取，幸祈作罢。《封神榜》亦非必需之书，版已久毁，便拟不求。”看来邓之诚想找的宋育仁、王闿运批本，闻宥皆未能替他找到。
1954年8月22日，邓之诚日记记：“复闻宥书，托转告成恩元为求保宁观音阁、栈道柏、东湖桂照相。”日记的日期与复信落款所写日期相同。保宁，是阆中的古称，日记中所记内容，与复信中“阆中观音阁、东湖之桂、栈道之柏”云云亦吻合。
成恩元（1917—1989），抗战初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邓之诚称成恩元“旧门人”，当指此段经历。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再入成都燕京大学读书。1943年，成恩元在成都燕大毕业后，考入了燕京研究院考古部读研究生，1947年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恩元随华西大学博物馆一起调入四川大学。1954年，任四川大学博物馆代理馆长。
1954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印行了成恩元写的一本小册子《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版权页写的是“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一九五四年六月再版”。邓之诚复闻宥信中提到“成恩元寄所撰”，“所撰”指的大概就是这本小册子。《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是作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研究丛刊之二”出版的，而该丛刊“之一”“之三”都是闻宥的著作《古铜鼓考》、《铜鼓续考》。虽然小册子上并未注明，但一望可知，《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的书名也是闻宥题写的。在华西协合大学，闻宥是文科的领导者，到了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工作可能还是由闻宥来指导的，所以邓之诚复信中“托庇高贤”一语应该是指成恩元受闻宥的照拂。成恩元后来成为四川颇有名的考古学家、钱币学家，似乎也不必“为之忧”了。
五十年代，邓之诚搜集老照片之癖日深，不特广泛搜求，所费亦不赀。常与其交易的估人“像片张”，在其日记中极频繁地出现。此人本名似为张勉之。
邓之诚买老照片，几乎成瘾，屡次欲戒除，而又屡次破戒。1955年11月1日，“像片张来，复有所费，皆浪费也，定绝之矣！”第二天，“与书张勉之，令其以后勿以照片来，予决意节止浪费，并书籍亦不买矣！”两周后，11月15日，“像片张来，略有所费”。12月5日，“像片张又来，无如之何也”。12月6日，“像片张来，又有所费，非本愿也”。12月20日，“像片张来，应酬一元，多文（阁）麻估来，应酬二元，吾已去三金矣！而犹怏怏，彼等盖以我为富有，吾实不富，奈若何哉！”五十年代，邓之诚著书不少，版税颇丰，收入确实较一般人高出许多，只是开销也大，故有此叹。
1956年5月8日，“偶翻所蓄旧像片，毫无所用，不过解闷，而所费已多，徒为无益，平生所为似此者多矣！若不停买，必愈困也”。又想戒除此瘾，然而终究是无用的。6月3日，“像片张来，以十三元得明信片千二百张，以六元得日本风景照片四十余张……一日之间，大有所费，可谓极秀才之豪举矣！吾何必有取于是哉？亦聊以忘忧而已！”
邓之诚为什么会如此“豪买”？仅仅着眼于个人嗜好或生活习惯，恐怕是不够的。邓之诚自己倒也说得明白，“聊以忘忧而已”。这不免使人又想起他在复闻宥信中那段说得很漂亮的话：“诚山中岁月，久忘尘世，稍亲书史，便可遣日。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暮年萧瑟，其甘如荠。以此养生，庶不使嵇康笑人。”表面上似讲自己无欲无求，晚年生活过得潇洒恬淡，然而“暮年萧瑟”四字，似自比庾兰成；嵇康《养生论》中固然有“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之类的话，可嵇康自己的命运却又似乎是一个反讽。而“其甘如荠”，自然也暗含着“谁谓荼苦”的意思。
观邓之诚在日记中之言论，也许实际上的情形并非“无分外之求”，而是即便求也求不到；并非“无不满之事”，而是即便有也以不说为妙。在外人看来，邓之诚的生活条件或许相当优越，也并未真正受到多少冲击。但这也只是外人的看法而已。文如老人自己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目击世变，他竟会无动于衷吗？王右军云：“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将“丝竹”二字换成“像片”，是否多少也能道出邓之诚的心境呢？
闻宥、朱宝昌北上，成恩元由华西入川大，其大背景都是1952年开展的“院系调整”。它对社会上的人来说，或许是极微末的事，不过就是裁撤一些、合并一些罢了。但对大学中人而言，却不啻陵谷之变，人生的轨道全被转换了。这在闻宥、朱宝昌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只不过，1954年的时候，他们还来不及去思考这些。世变无穷，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