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老课本收藏

□作者：薛喜旺

老课本收藏唤起人们对中国教育辉煌年代的记忆。张云平摄

    我国的学校教育历史悠久，学制历经多次变革，既有古代史上的科举制，又有近代现代史上的新学制，无论科举制，还是新学制，在教学课程的设置方面，都有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科举制时期的课程设置不外乎以国学为主要内容，如人们所知的“四书”、“五经”，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易、诗、书、礼、春秋，还有什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而新学制始于清代末年，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 年）一月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规定，原先书院式的学生读书场所易名为学堂（民国初年学堂易名学校），而且在课程设置方面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格致性的学科，如化学、物理、天文、数学、中外地理、历史等，这是在课程设置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科学的引领作用。

    笔者大学时的专业是史学，工作后的职业是中学历史课教员，上世纪末退休，走进了古玩市场，在经济许可的范围里，力所能及地购置收藏点文史性的古籍、资料以及喜爱的砚石、铜质墨盒、墨锭、毛笔等。不记得在何时，偶然机会收购了忻县（今忻府区）高等小学校由国语教员卢文楷于民国十七年选辑的《国语拾级》一至四册，每册封页上印有孙中山先生与青天白日国旗，内容上有陈独秀、黄炎培、梁启超、蔡元培、童有葛等名家撰写的激励青年一代发奋图强的爱国主义文章。四册共100 篇课文，篇篇认真阅读，领受其实质内涵，激发了笔者收购收藏课本的兴趣。十几年来，笔者收藏大学、中学、高小、小学等各类院校的各课程课本共计400 余册，涵盖了清朝晚期、民国时期、解放初期及“文革”期间不同时期的课本。课本数量虽说不甚多，可是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国文》、《国语》、《历史》、《地理》、《修身》、《政治》、《商业》、《社会》等课本。各类院校的课程课本多数是国家性、全民性的普及本，如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课本多数是经由教育部审定，上海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刊印，面向全国中小学销售，既是商业性的，又具有行政必须性。此外还有地方性的乡土教材，是反映地方政治、经济、军事、人文、地理、自然及人物的自编课本，具有本地特色，不可惑视。下面将清末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一些课本例举，以便透视一些问题。

    一、清朝末期——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山西大学堂率先分设中学与西学，中学设历史学课程，田应璜（山西浑源县海村人，字子琮，光绪二十年中举人）任历史学课程的教员。大学里一般无统一的、现成的课本，皆是由任这门课程的教员自编，称之为讲义。田应璜于光绪甲辰年（1904 年）编辑《山西大学堂史学课程》教材，进行教学。《山西大学堂史学课程》（下称“史学课程”）系石印本，目录有“总论”、“太古史”、“上古史”（截至“春秋之世”）。在“总论”中分别论述“释义”、“地理”、“种族”和“时代”。在“时代”论述中作者将历史分为“大时代”与“小时代”。他说：“一姓之兴衰，一朝之理乱，时代之小者也。政体之纯驳，种族之进退，时代之大者也。”以此衡量，作者认为唐虞能使人民由草明而文明，由朴拙而智巧，是为历史上的大时代。而秦始皇“能吞二周灭六国，能罢侯置郡守，鞭笞天下，南破百粤，北筑长城，世异变，成功大，后世莫之能先，亦诚为大时代也。”

    将人类社会史分为大小时代，笔者在诸多历史著作中未曾见到有此观点，笔者认为这是宏观与微观的历史世界观。以此类推，孙中山先生百折不挠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世袭制度，建立人民大众的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诚然是进入一个历史上的大时代。至于历史上诸多的“中兴”也好，“变法”也好，以及治理社会的各种措施，应该皆系小时代的范畴。田应璜（1865——1927）历史上的大小时代观，能使历史工作者占在高起点上，俯视人类长河中形形色色的变革。“知其小者，则思所以自治，知其大者，则思所以自存”，正是大小时代划分的写照。

    二、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的辉煌年代

    从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直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38 年间，社会动乱，反映在中小学的课程上，除学部审核统编教材施行于中国占区外，还有解放边区的教材；日伪占区下的教材；以及各地的乡土教材等，真是五花八门。

    1、中国占区《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封面封底落款为：第四册，大学院审定，胡贞惠编，蔡元培等校，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小学校初级用，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月印行，国难后第一至六十五版。

    何为“国难”呢？是书封底印有《上海商务印书馆谨启》，文字表达了“国难”的真谛，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敝公司突遭‘国难’，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附设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亦遭殃及尽付焚，如三十五载之经营隳于一旦。迭蒙各界慰问，督望速图恢复，词意恳挚，衔感何穷。敝馆虽处境艰困，不敢不勉为其难。固将学校需用各书，先行复印，其他各书亦将次第出版。惟是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时势所限想荷鉴原，谨布下忱，统祈垂察。”书的封面还绘制印刷有国难时印书馆被炸毁时的情景图样。

    《上海商务印书馆谨启》文，还印刷在笔者收藏的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分别出版的《新时代三民主义教科书》与《小代数学解式》课本封底上。

    为什么在《启》文里不直接了当地指明日本侵略军炸毁印书馆的设施，而是以隐避的手法书写成“国难”呢？这是因为在当时中国虽说是大国，日本是小国，可是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是时又由于蒋介石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商务印馆同仁采用“国难”的手法向青年一代、社会各界呼唤呐喊，声讨日军的暴行，唤起民众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激情！

    2、中国边区的《国语课本》和《算术课本》。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边抗战边建设。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略有发展，开办了大中小各类学校，并自编教材。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各类学校的教材印刷困难，数量有限，又处于战乱年代，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如今在书市上呈现出“物以希为贵”的现象。笔者多年仅收藏到晋察冀边区编写印行的《国语课本》一册，华北边区政府编辑刊行的《算术课本》一册。此两册课本皆适用于高初小学学生。《国语课本》在内容上有《请毛主席来望望》，《给毛主席拜年的信》等文章，其他是常识性、思维性及具有趣味性的文章。

    3、日伪区的《初中地理》与《小学日本语读本》。

    日本位于中国东北部，从十六世纪中叶，“倭寇”就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屡次被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所击退。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渐膨胀，对我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诸如“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发动制造“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以及“七·七”卢沟桥事变，强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掠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半壁大好河山。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地实行各方面的殖民统治，在中小学校里也不放过，体现在课本上，既有中文式的课本，又同时有日文读本，双管齐下，一个目的——对中国实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有一个“教育总署编审会”，设在北京，掌握着大中小学校教材的编辑、编审事务，同时设立“新民印刷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印刷、发行印刷品。尤其对中文课本诸如《初中地理》、《高小地理教科书》、《初小国语教科书》、《初小常识教科书》、《初小修身教科书》等课程一一审核。尤其是国语本、修身本中不许有中国历代民族英雄、不平等条约等内容。可恨的是在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日印刷发行的《初中地理》（下册）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亚州概况的“亚细亚州”插图里，竟然将我国奉天、吉林、黑龙江划出了中国固有的版图之外，殖民统治者的狼子野心不言而喻了。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十日印刷发行的《小学日本语读本》（卷一），更体现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的奴化教育，欲培养其御用人才的意图更是不言而喻！

    在收藏课本时，封底上只要印有“作者兼发行者——教育总署编审会；印刷发行所——新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毫无疑问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为。

    4、乡土教材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乡土教材是不可避免的。笔者收藏的乡土教材，因地域的限制，多数是民国时期山西省境内的。如山西省政府编印的《国文教科书》、《国语读本》、《国语课本》等，施行于晋省的中小学、国民补习班。其内容是宣传山西的表里山河、战略位置、基础知识，更多是宣传贯彻阎锡山简而明的思想言论、方针政策。如“民德三要”，“人民三怕”，“民生三害”、“生利三事”、“山西督军兼省长阎手谕人民十四条”、“立身要言六则”、“家庭格言”、“山西的矿产、工业、农业、水利、商业”等，应有尽有。尤其是由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印的“兵农合一制度下《国语课本》”，是书无编印、发行年月日，亦无编者姓名，依据“兵农合一制度下”可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远在1936 年阎锡山就大肆鼓吹土地公有的言论……1943 年8 月15 日，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召开了未删行政会议，决定实行兵农合一。”当时阎锡山政权只能在所能控制下的乡宁、吉县、大宁、永和、隰县、蒲县、石楼县实行兵农合一政策。因之，“兵农合一制度下《国语课本》系抗战时期的地方性乡土教材。”阎锡山除了通过学校国语课本宣传“兵农合一”政策外，如第三十三课《还是编组好》，第四十二课《兵农合一新社会》，还编写了抗战的内容，如第三课《民族革命》、第四课《民族革命战争》、第五课《任环》、第六课《戚继光》、第三十五课《山西省》等，皆是针对日本侵略者而编印的课文内容。

    此外，因笔者去忻州古玩市场次数较多，有机会收藏了部分民国年间忻县地方性乡土课本，计有：由卢文楷（忻县令归村人，本县高级小学语文教员）编辑的《高小国语拾级》一套四册和《地理问答》；由忻县中学数学教员贾继山编辑的《算术精义》上下册；由忻县公安局编印的《忻县地理》，由忻县中学校选编的《应用文选粹》，由齐雨亭（定襄人）编辑的《算术进阶》等。值得一说的是《国语拾级》，是课本刊印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 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由文言文进阶到白话文的语体化、标点符号化的新产物，具有划时代意义。而《忻县地理》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由忻县公安局编印，作为警察教材，是教材详尽地记载了忻县是时的“行政区划”、城关概要（含街巷名称及户口、警察机关及团防、警察岗位、巡逻区及路线，公署、寺庙、学校、水井、村镇名称及户口……），是了解忻县人文地理的详实史料。《算术精义》风行当时，是提高中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精义”所在。

    人类社会离不了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学生在校读书离不了深浅不一的各种各样内涵不同的课本。各级各类学校从招生入校，到学生期满毕业，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课本有多少，可是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原因何在？除了天灾人祸之外，就是人们的认知问题，即轻视课本的保存以及收藏。学校教育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有其发展史，而课程亦有其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级各类院校用的教材，折射出来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变化。（作者为忻州二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