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仁谈阮毅成290通信札中的大历史
2014年08月27日13:09 南方都市报
浙江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原台湾《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先生旧藏的一批名家墨迹即将亮相北京匡时2014夏拍。这批书札共计290余封，是1938年至1948年十年间，阮毅成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与彼时的文苑雅士、政界精英之间的鸿雁往还，涉及诸多人情掌故与时局细节，堪称一个时代风云际会的缩影。
作者：黄茜
阮大仁先生是阮毅成先生的第四子，为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评论家。1979年台湾高雄“美丽岛事件”发生后，阮大仁在美国起草了“致蒋经国书”，由陈若曦、余英时、李欧梵等27位留美人士签名，对蒋经国有触动。著有《蒋中正日记揭秘》等。近日，南都记者采访到阮大仁先生，揭开这批珍罕书札背后的人情故事。
信札看点
披露国府迁台前历史细节
阮毅成在上世纪40年代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作风开明、交谊甚广，与所酬唱者不乏学界、政界、文坛之翘楚。这批文献资料涉及写信人120余位，其中陈叔通所致31通，沈钧儒所致32通，另有马叙伦、马寅初、张伯苓、张宗祥、柳贻征、梅汝璈、丰子恺、潘伯鹰、沙孟海、陈之佛、田汉、陈仪、沈仲久、贡沛诚、杜伟等多位名人墨迹。这些人一些是阮毅成的同辈，另一些则是其父阮性存的故交。
由于通信人大多位居要职，信函涵括了从抗战开始到国民党迁台前的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陈叔通是国民党的元老，蒋介石曾邀陈叔通赴台，被陈拒绝。陈叔通与阮家过从甚密，1949年之前，陈叔通曾致信阮毅成，痛骂国民党和蒋介石，力劝阮毅成辞去浙省民政厅长之职。该信内容极为敏感，陈在信中嘱咐阮毅成阅后销毁。但阮毅成既未将手书付之一炬，也未将此事报告蒋介石。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同批信札里有一封陈仪致沈仲九的书函，信里说“阮毅成如能来台，会是一个很好的帮手。”1949年，陈仪在中共地下组织的促动下，写信规劝老部下汤恩伯起义，被汤恩伯告发。“汤恩伯把陈仪的私信转呈给蒋中正，使得陈仪被蒋先生拘捕，而后在台湾被处死。两相对照，可见父亲与汤恩伯为人之不同。”阮大仁说。
写信人1949年后多身居高位
由于这批信札的写信人在1949年之后大都留在了大陆，并且其中多人在新中国之初身居高位，阮毅成1952年赴台时并未将之携往台湾。至于这批信札是在1949年被留在了杭州，还是1952年被放在了香港，却不得而知。
如今这批信札再度面世，向世人打开了一个政见分歧、矛盾丛生、生死攸关又情味浓重的历史时代。一些信函致力于探讨法律和学术问题，另一些仅涉及私人事务和吟咏酬唱，更有许多关系着政坛变迁和大时代下个人的运图生死。“由于阮毅成身居高位，必然有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裹挟其中，其历史价值不言自明。”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中国书画部业务经理晏旭说。
据晏旭透露，这批信札总体估价为300万元，单通书信估视其珍稀程度，估价在1万至几万元不等。这在书札收藏日益升温的今天，已是十分理性的价位。
由于阮毅成与浙江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此之前，阮大仁曾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写给阮毅成的四封信捐赠给浙江大学校史馆保存。今次拍卖之后，更将在浙江大学法学院设立“阮氏奖学金”，在纪念阮毅成为浙大所做的诸多贡献的同时，亦奖掖浙大法学院的青年后进。另外，今年9月，长居美国纽约的阮大仁先生还将亲赴北京演讲。
“父亲对我们从来不谈‘三民主义’”
南都：你是阮毅成的第四子，祖父是大律师阮性存，母亲钱英也出自杭州钱氏名门。请谈谈你的父母和家庭。父亲对你的成长有何影响？
阮大仁：先曾祖本焱公只有先曾祖母一个妻子，却生了六子七女。性存公是长子，先父则是其二弟性传公之长子，生于1905年。在1914年，即先父9岁时，由先曾祖母做主，从二房过继到大房，成为长孙，并且由先祖父在1916年从江苏兴化故居带到杭州读书。
先母钱英女士原籍江苏武进(常州)，不过江南的钱姓皆为系出于五代的吴越国五钱武肃王。 先父母生了七子一女，因为长子及次子早死，所以在家中的排行里，我从第六子变成了第四子。
父亲是受法国式的教育，思想开明，一生倾全力在大陆及台湾从事文化、教育、政治工作。他虽然长期在国民党里服务，官至“党中央”的“中政会副秘书长”，可是对我们子女从来不谈国民党的核心思想“三民主义”。
1963年是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台湾在那年成立了中山学术基金会，至今日为止，此还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文教基金会。父亲从创始时到1988年去世，担任了基金会之总干事兼董事，名义上是第二把手，可实质上则为负责人。此会至今日已有五十多年，从创会以来，在数以百计林林总总学术奖励项目中，就是没有“三民主义”这个科目。当时有人向蒋中正打小报告，举发此事。有一天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中常会)会议中，蒋先生忽然问道：“中山基金会怎么没有奖励三民主义的研究？”当时父亲身任“中政会副秘书长”，照例列席常会，乃起之答复说：“报告总裁，三民主义不是一门学问。”蒋听了，想了一会儿，乃连声说道：“对！对！对！”
请注意，此为1964年，即是大陆“文革”前夕，而台湾则在“白色恐怖”的“威权时期”。以当时海峡两岸都有的政治高压状态，蒋先生与父亲有关三民主义不是一门学问这个论题的讨论态度，而且是在国民党中常会(相当于中共之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里当着众人的谈话，真是难得。而父亲对党政事务的开明作风，亦由此可见。
在1972到1982的十年间，我在纽约、旧金山、香港及台湾的中文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为数颇多的政论文章，其中不乏对海峡两岸当时当权的国共两党之重要人物或事宜加以严厉的批评。父亲对此从未予以臧否，只是有时淡淡地说：“写的人不懂，懂的人不写”。
父亲只教我在研究问题时应该注意的研究方法，而从来不对我指示他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由我独立去思考。他说世事可分四种，两两各成一类。一，理所当然之事，此即应该发生而发生了的，与不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二，事非寻常者，此即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与不应该发生而发生了的。
父亲指导我在研究政治或历史时，对理所当然之事，再大也不必多费精力，对事非寻常者，再小也不可忽略，因为往往由小事可以见微而知新也。以下是我由此引申而得之譬喻，此即世间事有时虽然像一个大西瓜，表面上看去是密不透风的，可是如果在纹理上能找出不寻常处做切入点，只要切得够深，往往是可以找到有趣的内容来的。
南都：1937年，阮毅成担任浙江金华行政专员，抗战早期又担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是什么促使他由学术转向政治？为什么他能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厅长？
阮大仁：在抗战前，国府在蒋中正先生领导下，推行“新县制”，就是要把县政府改成今日两岸共同采用的科室制度，在此之前则为行之已有两千多年的，从秦汉以来即采用的旧制度，我判断这是参考了当时日本政府所实行的地方政府制度而得的。
政校法律系主任的职位，父亲是由梅思平教授手中接任的。先前梅先生奉命去江苏担任第十区行政专员以实践新县制。在1937年，父亲同样奉命赴浙江去实践新县制，乃把系主任的职位交给了梅思平先生的亲弟弟梅仲协先生。
至于先君之出任浙省民政厅长，并非是由金华行政专员任上直升的，另有一番曲折。在1937年，先君初始从政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是朱家骅先生，当时他属于CC系。(注：国民党三大牌派系之一，此外有黄埔系、政学系)先君既然在政校任教六年，也是C C中人。抗战爆发后，浙江位在前线，国府乃派遣黄绍竑中将出任浙江省主席，朱先生则调为教育部长。黄将军是广西人，为桂系“前三雄”李、白、黄之一，另外两位则是李宗仁与白崇禧两位上将。在黄绍竑脱离桂系之后，由黄旭初先生出任广西省长，世人仍称李、白、黄，则为“后三雄”。可是黄旭初先生是文人，专长是为财政，与李、白之能征惯战大为不同。在那个枪杆子出政权的时代，黄旭初先生与黄绍竑中将的声势乃是不可等量齐观的。
黄将军去浙江就任之时，大力提倡游击战，当时父亲便大力反对。因为国民党军队之游击战与中共不同，多为一些散兵游勇，游而不击，抗日之成效不良。于是父亲乃挂冠求去，从浙江去了武汉，时为1938年1月。在武汉七个月后，又被蒋先生选派为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而回到浙江去服务，时为33岁，一直到了抗战后的1948年，即大陆易手前夕才去职。其间在黄绍竑手下任职八年，在抗战胜利后，浙府改组，黄将军内调为内政部长，由东北军系的沈鸿烈海军上将继任浙省主席，父亲在其两年任内仍然担任民政厅长。一直到1948年陈仪上将自台省主席去职后接任浙省主席，父亲才去职。因之父亲曾连续担任了十年的浙省民政厅长。浙江是蒋中正先生的家乡，蒋先生曾说，在此十年中的两任省主席都是客卿，所以父亲以民政厅长(第二把手)的地位，是在替蒋先生看家。不过在党政军三方面，父亲只管省政，党与军则另有他人负此重责。军方为长期担任浙省保安司令的宣铁吾中将(黄埔一期生)，党方则为历任党部主任委员。 “父亲在《中央日报》社长任内办了两件大事”
南都：1949年赴台后，阮毅成曾担任台湾《中央日报》社社长。这是一份怎样的报纸？
阮大仁：父亲在1954年3月奉蒋中正先生之命去担任《中央日报》社长，至1956年5月去职，为时2年多。当时《中央日报》日销17万份，是国民党的党报，其社长照例列席中常委会。
1984年，父亲曾撰写《八十忆述》，其中有《我在中央日报》一篇，此书在台湾出版。在1954年时我已入初中，每逢寒暑假，父亲便会带了我每天去报社上夜班，在清晨四点才下班回家。当时我习以为常。长大后方知道报社社长通常只是白天上班，大夜班是编辑部及社论委员会之职常。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时是一个人做两份工，日夜都上班，一天要工作将近十六个小时。此因《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蒋中正先生每天都要看的，父亲之前的两位社长，即为萧自诚先生与陈训愈先生，各自都只做了三四个月便下台了。而且父亲以外行人去就任，旁观者皆以为必然是三日京兆，做不久的。因此原任的总编辑、总主笔皆挂冠而去，而新任者亦难以服人。
南都：为什么《中央日报》高层人员流动这样大？阮毅成在主持报社两年间做出了什么成就？
阮大仁：1950年代上期，《中央日报》的高层人员为何如此难以稳定下来，是有其背后的故事在焉。《中央日报》的员工当时是以政校校友为主体，其新闻系第一期的校友中有一位马星野先生，他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硕士，是这个小团体的龙头老大。
在1949年以前的大陆时代，国民党在各地都办了《中央日报》，总社则在南京，由马星野先生担任总社社长。到台湾时，台北的《中央日报》即是由南京撤出者。当时人心惶惶，报社中人朝不保夕，深恐被裁员。众人乃自行创办一个晚报，以防万一，此即《大华晚报》。在迁台初期，办报最困难之处即在纸张之供应。就《大华晚报》言之，既然是《中央日报》员工们的私营同人报，举凡人员、印报机等，都可以利用日报与晚报工作时段之错开而加以使用，可是印报所需纸张则不能平白使用。大家就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先借《中央日报》的存纸，在月底收取了《大华晚报》之订购费和广告费之后，再予补买纸张归还给《中央日报》。如此，只要《中央日报》在每月购买纸张时先垫款购买《大华晚报》所需之纸张以借用，到月底便可轧平账务。如此行之久矣，倒也相安无事。可是久了乃被人举报，中央党部派人去查账，恰巧在此关键时刻，《中央日报》储藏纸张的仓库突然起火，因之一笔糊涂账就没法查下去了。党方主事者亦为心知肚明，把马星野先生调升中央第四组(今之文工会)主任，明升暗降。
在此情形下，本来都是马先生一手提拔的《中央日报》之员工，心知马先生是代人受过，乃一致杯葛各位接事之新任社长。
在1954年3月父亲奉命主持《中央日报》时，有了萧、陈两位的前车之鉴，外间都认为父亲是做不久的。可是父亲却做了两年多。这是因为报社的高级职员多为他在抗战前于南京政校教过的学生。言论方面，父亲最早是想请李士英世伯担任总主笔，为李先生所婉拒。后来又推荐黄雪邨世伯，却为蒋先生否决。这是因为黄先生虽然是湖南人，却是李宗仁将军的文瞻，他与李先生的关系，一如陈布雷之于蒋中正，此为1954年之事。
父亲是文人，有其牛脾气，乃自兼总主笔，只请黄先生担任主笔，只因主笔之名额甚多，而且位皆不高，社长有权自行任命。于是父亲乃必须白班(社长)及夜班(总主笔)兼顾，我至今还记得在寒暑假时随着父亲去上夜班时，有时见到黄先生与父亲一齐会商第二天将见报的社论文章。父亲虽然日夜上班，名义上领了社长和总主笔之两份薪水，却把总主编之月俸给了黄先生，此即黄先生是地下总主笔。
父亲在《中央日报》社长任内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发行航空版(国际版)，二是出面领头组织了“中华民国报纸事业公会”，担任了第一任理事长。在父亲离开《中央日报》之后，成为该会之第一任名誉会员，并且终身成为台北市新闻评议会委员，此为由台北市的新闻团体，其中公营与私营的单位会员皆有之，所联合推举者。
阮毅成担任蒋介石秘书乃误传
南都：据说阮毅成曾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与蒋家父子私交如何？
阮大仁：关于父亲是否担任过蒋中正先生的侍从秘书，这个说法，可能是误传。拙作《蒋中正日记揭秘》在大陆出版时，书名及封面上所印的“蒋中正侍从秘书之子”都是出版社同人所写的。在事前社方把书名告诉了我，我曾表示希望改名，不过社方并未同意。至于侍从秘书之子的说法，则事先我并不知道。
先君在1938年7月从武汉去浙江担任民政厅长以后，其官位已高于官邸的侍从秘书之上，并且也不在蒋先生身边任职，就不可能去做他的侍从秘书。况且在1931年从法国留学回来，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父亲在南京之政校及中央大学任教授，尚未从政。从政之后，先是任职浙省金华行政专员，并不在蒋先生官邸任职。因此他可能入官邸任职的时段，只有在1938年1月至7月，父亲在武汉的时间。其间他担任了3个职务，先后为：1，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部长顾孟余(未到任)，次长周佛海(代理)。2，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等人。3，国民参政会特务秘书(机要秘书)，秘书长王世杰，副秘书长彭学沛，议长汪兆铭(精卫)，副议长张伯苓。这三个职位都不是属于蒋先生官邸的。
以今已可见之周佛海日记可知，在这六七个月以内，父亲作为周佛海的下属，两个人走得很近。当时周先生兼任蒋中正侍从室副主任(主任为陈布雷先生)，因之外人或有误解，以为父亲是周在侍从室之下属。殊不知父亲当时是在中宣部担任周之下属。
父亲与蒋先生算不上私交，因为两人差了一个世代。他比蒋先生晚了一辈。其实先祖父性存公在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与胡汉民、汪精卫、陈叔通等国民党元老同学。不过先祖父出国时年纪已32岁，比各位年长。先祖父在同盟会同志中算是比较年老的，在1928年元月前55岁时病故。因之以年龄及革命资历言之，蒋先生比先祖父要晚，却比父亲要早，各差半辈。
蒋家与我家为浙江同乡，祖籍互为邻县，即奉化与余姚同属宁绍。蒋氏父子与我家祖、父两代又同是国民党人，当然彼此知名与熟悉。但是据我所知，两家各位，除了纬国将军与先君是好友之外，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两人，他们与先祖及与先父之间都算不上有深厚私交的朋友。
南都：据说你曾将一批珍藏多年的父亲书信捐赠给浙江大学。
阮大仁：那是浙大竺可桢校长写给父亲的四封信，是我在父亲的遗物之中发现的。后来有友人转告，浙大已缺少竺可桢的手迹。因为其中有一封是竺可桢先生在1945年浙大迁回杭州时写给父亲的，邀之出任新成立的浙大法学院第一任院长，因此我才将之转送给浙大保存。
提到竺可桢先生，我倒是有一秘闻。父亲告诉我，1949年我家离开杭州前不久，蒋中正打了个电报给父亲，令他去见两个人，即陈叔通先生和竺可桢，要父亲转告蒋先生邀请之意，如果竺或陈愿意赴台，蒋先生会派专机到杭州来接驾。
竺先生当时是浙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举世闻名的气象学家。更重要的，他是蒋先生的表弟。竺先生当然一口拒绝蒋先生的邀请，在1949年后留任浙大校长，并且出任了中科院之副院长(院长为郭沫若)。
陈叔通与先祖父一齐参加同盟会，是国民党之元老，他在父亲转告蒋先生的邀请时，不但婉拒，而且告诉父亲说：“如果令尊今犹在世，也会参加革命”。1949年之后，陈先生以“工商联”负责人身份参加了人民政府，是开国时六位副主席之一，与刘少奇、宋庆龄等同列。在第二届人民政府中，因为政府副主席只保留了一位，除了代表中共的刘少奇先生，其他的人即陈先生及宋庆龄女士等五位则一起转任人大副委员长。多年后陈先生在此职位上过世。
因为那批信件的写信者都在1949年以后留在了大陆，其中不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时身居高位的，例如陈叔通(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马叙伦(高等教育部长)、马寅初(北大校长)、郭沫若(中科院院长)等等，所以父亲不方便将之携入台湾。1949年起，我家曾在香港住了两年，因之我不清楚这批信件是1949年父亲将之遗留在杭州，还是在1952年放在香港的。
前人后事信札中见分明
南都：这290通信札有何历史价值？请你介绍一下特别珍贵的几例。
阮大仁：古人说六经皆史也。这些信件无论是从文字内容，书法等等去看，都代表了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中的文人雅士与党政精英之间的往来情形，这在今天21世纪的中国人社会中，无论是在两岸及海外侨界，都已是见不到的了。
至于历史价值，则要以每一封信的内容去做研究。例如在陈叔通先生写给父亲的信中，有一封大约是在1947或1948年写的，力劝父亲辞去民政厅长之官职，并且在信中痛骂国民党及蒋先生。在此信中陈先生嘱咐父亲在阅后予以焚毁。可是父亲将之保存了下来，却也没有向蒋先生告发。汤恩伯在1948年把陈仪的私信转呈给蒋中正，因之使得陈仪被蒋先生拘捕，而后在台湾被处死。两相对照，可见父亲与汤恩伯为人之不同。
另外有一封陈先生写给旁人的信，信中提到当时人已离开大陆的父亲，陈先生劝他回大陆去，此为内容甚是敏感的信件。父亲晚年告诉我(大约是在1980年代中期)，当时黄绍竑将军曾代表周恩来先生赴香港，与父亲及一位郑先生见面，劝他们两位回大陆去。郑先生曾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周总理是以马叙伦先生担任部长之单位副职招引父亲。这次会面的三个人日后之遭遇如下：
黄将军回大陆，出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内政部长与人民政府军委会之副主席，人民政府军委会之副主席，后来在“文革”中自杀，其自杀前夕之情况今可见于程思远先生之回忆录。
郑先生去了南洋，后来是新加坡开国时之财政部长。因为美国《时代杂志》刊出了一条消息，指称他在印尼的银行里有大笔美金存款，他连夜赶到李光耀总理家去做解释，李先生拒绝开门，两人隔着门对话，郑先生回家后乃举枪自杀。他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位后来做到了新加坡的教育部长，当时他曾来我家拜访先父。
父亲去了台湾，后出任了国民党的高级职务。在“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职位上退休，在1988年秋天因病去世，享年84岁。
以上有关陈叔通先生几十封信中的两封信之历史价值，只是我举出的一个例子。这些信件中不少具有文史价值，将来需待专家去做调研。
南都：除了历史之外，你对书法也颇有研究，请从书法的角度谈谈这批信札的价值。
阮大仁：在这些写信者里，其中有几位是书法名家，例如：沙孟海先生、潘伯鹰先生、丰子恺先生、马叔伦先生等人。一般来说，那一个时代的文人雅士之信函，不论从书法及文字内容去看，在今日这个世代都可以说是高妙的。这是代换时移、文风改向之结果。
在这些信函中，从书法来说，我特别欣赏沙孟海先生的那一封信。沙先生在民国的政界中是朱家骅先生的亲信。抗战时，朱先生在重庆屡次担任国民党之组织部长与国府之教育部长，乃把沙先生推介给侍从室的陈布雷主任。蒋、陈及沙都是浙江宁波府人，是小同乡，因之沙先生也一度入蒋之幕中。抗战胜利后，经由陈与朱之安排，沙先生曾一度回到杭州，在先父主管之民政厅挂名做了三个月的事，后又去南京追随朱先生。在写此信时，朱先生是教育部长，此为，沙先生代替朱先生回信给父亲，婉拒父亲代表邵斐子教授所提的一个请求。邵教授是前任浙大校长，此时因为缺钱，想把手中的藏书卖掉。父亲乃代之向朱先生求援，沙先生才会代朱先生回信说教育部当时缺此经费。这封信从书法的角度看，是与世人所常见的沙先生之书迹不同，通常所见都较为大些，这是我所见过沙先生小字行书精妙自然的佳构。
阮毅成：政、学、文一生
阮毅成(1904-1988)，字静生，号思宁，浙江余姚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翌年赴法国留学，获国家法学硕士学位。1931年归国，先后在南京的政治学校(今台湾政治大学)与中央大学(今南京东南大学)法律系任教，并出任政治学校法律系主任。
阮毅成原本文人出身，却在机缘与时局的双重作用下，走上从政的道途。1937年，阮毅成奉命担任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在浙省推行“新教制”。1938年7月，又被蒋介石选派为浙江省民政厅长，时年仅33岁，成为彼时最年轻的民政厅长。阮毅成在浙省民政厅长职位上连任十年，直到1948年前夕方才去职。抗战八年之中，阮毅成还一直身兼浙江大学的校务委员。
1949年之后，阮毅成一家避往香港暂住。1952年举家赴台。定居台湾以后，阮毅成先后担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国民党中常委、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总干事等国民党的高级职务，1988年秋天因病去世，享年84岁。
和那个时代的士人一样，阮毅成兼具多重身份，既是国民党内的高层官员，又是颇有声望的学者和文人。阮大仁说：“从父亲在杭州读中学起，便以文章称名于世。目前可知他写的书籍，尚有53本。”除了法学和政经学专著，还有《从诗后到南山路》、《彼岸》、《大江南北》、《毅成诗稿》等散文、诗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