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与金大刊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新高涨，以及教会大学中国化程度的提高，教会大学逐步改变原有强硬的文明传播模式，转向兼顾中国人感情的温和教育方式。为此，在对中国学生进行西方文化与宗教教育的同时，开始转向融和中西文化的新式教育，以便更好地吸引中国学生，更多地获得外国资助，并融入中国大学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主流，从而发挥教会大学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师生也强烈要求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全国不少教会大学开始调整原有教学方式和授课内容，加大中国文化课程的比重，加强中国文化学术研究，先后成立多个中国文化研究机构，包括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等。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anking）也在这一背景下成立。该研究所是金大最早成立的科研机构，从此，金陵大学形成文、理、农和中国文化研究所“三院一所”的基本格局。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院人员互相兼职，且教学与科研配合密切，因此，中国文化研究所又可以看作文学院属下独立运作的分支机构。

    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成立

    金 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春。早在1914年，铝电解法发明人——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去世时，就在其遗嘱中规定，其巨额遗产的三分之一必须用于美国人或英国人控制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的教育事业，其中一部分资助中国部分教会大学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1928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达成协议，成立由霍尔基金资助的哈佛燕京学社，专门从事汉学研究。后金陵大学“得捐助60万美元的基金，以其中30万美元指定为研究我国文化之用。本校因即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本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来历》，见《金陵大学校刊》第75号，1932年12月5日出版。但是，霍尔基金在中国的运作，由哈佛燕京学社统一管理，“以哈佛燕京学社为总主持机关，设董事会于美之剑桥，由各大学公举代表二人，为顾问委员会，该会附设于北平燕京大学，又定书记干事正副各一人，总理一切事务。”《本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来历》，见《金陵大学校刊》第75号，1932年12月5日出版。

    中 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随即成立执行委员会，规划所务，以徐养秋先生为主任委员，即所长，刘乃敬、贝德士、刘国钧、吴景超为委员，并设图书委员会，以研究员李小缘、贝德士、刘国钧为委员，办理选购图书事宜。李小缘负责中文图书的选购，而贝德士则负责外文图书的选购。为保持研究工作的延续性与稳定性，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一直由徐养秋教授担任所长，直到1939年徐养秋因就他职，未随校西迁成都，才改由李小缘任所长，以后李小缘一直担任所长一职。众所周知，任何机构的运行与发展都离不开优秀而才干卓越的领导，而金大文化研究所恰恰拥有两位学识超群、才干卓异的所长，尤其是李小缘，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用奉献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从而吸引并集结了一批国内外优秀专家，为金大文化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个研究机构能否运作良好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首先在于机构本身确立什么样的办所宗旨与发展方向。由于获得霍尔基金的资助，而且也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监管，因此，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所宗旨更为明确，它首先必须与基金规定的研究方向一致，同时也要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旨趣相合。与齐鲁大学等其他中国文化研究所相较，应该说，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所宗旨是正确的，且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赞赏与肯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成为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机构之一。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具体建所宗旨是：“(1)研究阐明本国文化之意义，(2) 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3) 协助本校文学院发展关于本国文化之学程，(4) 供给本校师生研究中国文化之便利”。《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6月刊，第40页。实际上，这一宗旨可以归纳为两点，即研究并弘扬中国文化，培养造就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人才。为此，中国文化研究所制定了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办所方针。

    所谓科研与教学并重的方针，主要体现在研究人员既要致力于学术研究，同时必须兼授文学院课程，承担培养人才的职责。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都是由文学院的教师兼职，既有教授，也有讲师，根据他们从事研究的时间多少而分为专任研究员与兼任研究员。一般研究时间超过讲授时间约二倍以上者，为专任研究员，不满者则为兼任研究员，协助研究员作研究者，为助理研究员。为进一步充实研究队伍，提高研究水平，从而提升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中国文化研究所从校外延揽一批著名专家，如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商承祚，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民族学专家徐益棠等。此外，为加强与全国学术界的联系，扩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所通过学校函聘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为特约研究员，《金陵大学概况》，1935年编印，第10页。如从事艺术学研究的吕凤子、汪采白，从事文学研究的杭立武等。先后在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任职的著名学者及研究人员如表4.1。徐雁平、何庆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考述》，见《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21～422页。

表4.1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人员一览表

续 表

表4.2 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课题及承担者一览表

续 表

表4.3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目录

   实际上，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远不止这些，就在上述著作出版的同时，还有不少业已完成待刊的书稿，共计12种： 有吕凤子的《画微》、汪采白《新安画派》、叶季英《中国画书书目提要》、商承祚《长沙古器物图录》、商承祚《楚漆器集》、刘骏《历代西蜀石刻研究》 (已完成汉代)、商承祚、刘铭恕《西蜀汉画像汇存》、刘铭恕《朱辽金元制度丛考》、向达 《蛮书校注》、商承祚、刘铭恕《本所所藏之西蜀砖甓研究》、刘铭恕《本所所藏之历代墓志铭研究》、刊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藏书目录》。另据其他资料显示，还有翁序东的《中国田赋考》等。《金陵大学概况》，1935年编印，第12页。由于研究计划曾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赞许与资助的承诺，1934年，文化研究所又致函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资助出版已完成待刊的书稿，并随信附寄7部书目及出书所需资金，后来其中的4部陆续获得资助出版，包括商承祚的《甲骨文编》《七家金文图录》、李小缘的《边疆问题书目》和孙几伊的《河徙与文化》。何庆先、刘金喜《〈云南书目〉编纂钩沉》，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学），1993年第3期，第192页。此外， 当时未能出版的其他书稿，后来也陆续得到出版，如《新安画派》等。实际上，由于经费等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成果并非仅限于本所出版，还有不少著作在校外出版，并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如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中国土地制度史》《荀子哲学》《鸦片战纪》等著作。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在成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并出版如此多的学术著作，可谓硕果累累。这些学术成果的完成并出版，标志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已形成自身的研究领域与研究风格，其国学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奠定了金大文化研究所在全国中国文化研究学界不可替代的重要 地位。

    但是，由于抗战爆发，金大文化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受到影响。1938年随校西迁成都后，研究所人员减少，工作受到重挫。但是，随校西迁的研究人员本着对中华民族与文化的坚定信念，克服种种困难，仍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笔耕不辍，新成果随之面世。继丛刊甲种之后，丛刊乙种也陆续出版，共计出版5种，其中2种在战前出版，其余是在条件与经费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出版的，见表4.4 

表4.4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乙种)》目录

    当时进行的研究课题还有： 王伊同的《北朝门第》、徐益棠的《古代民族之地理问题》 和《中国历史地理资料》、吕叔湘的《现代国语之语法研究》、李小缘等的《史籍考》、刘国钧的《六朝思想史》等。

    学术专著仅是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而文化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实际研究领域比前面所列课题及学术专著所涉及的范围更广，这主要体现于学术论文。由于《金陵学报》每年出版两期，而其中一期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由研究所人员负责撰稿，《金陵大学概况》，1935年编印，第13页。因此，中国文化研究所许多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得以发表。从文化研究所人员发表的论文研究范围看，仍然以中国历史研究为主，但又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研究领域更为宽泛。不少论文研究中国传统宗教问题、佛教经典、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在关注历史的同时，研究近代问题，如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条约研究。此外，对中国绘画技法、音乐曲目研究亦相当深入。其次，研究方法有所更新。不少论文引入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新学科，结合史学、文学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视野得到拓展，且成果标新立异，如对传统家庭问题、少数民族研究都有所突破。再次，关注国外研究动态，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文化研究所特别重视东方学研究，力图迅速准确地将国外汉学研究动态及时引介进来，并与国外学者切磋研究。如王古鲁曾翻译了日本《中国近代戏曲史》，并发表《最近日本各大帝大研究中国学之概况》。他还对日本学者所著《六国年表》进行改订并发表，载《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第1卷第1期。日本学者致函王古鲁，感谢其指正错误。《金陵大学校刊》第1号，1930年10月10日。这无疑促进了文化研究所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同时提升了金大文化研究所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

    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必须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而历史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实物资料既可为史籍提供佐证，又可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小缘一贯主张：“研究本国文化，可据资料，大别有二： 曰史籍，曰古物。古物足以证史，亦足以纠史。而其弥补史阙，功用尤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概况》（1948年铅印本）。因此，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在注重收集、整理历史文献资料并展开深入研究的同时，一直非常重视收集实物资料与考古研究。经过著名考古学家商承祚及其他考古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考古工作得以全面开展，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特色。

    20世纪30年代初期，金陵大学创始人、前汇文书院首任院长、后任金大校董的福开森将其在中国40年来耗费巨资收藏的文物中的一部分(近千件)捐赠给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为教学与科研之用。这批文物计有“铜器327件；石7件；书卷、画册、书轴、书横幅、书楹联、碑帖共66件；玉器39件；缂丝5件；杂器4l件；拓本173件；拓本册22册；照片60件；总共计939件，皆属稀世珍品。铜器中如周克鼎，书画中如宋贤手扎、王齐翰之挑耳图，碑帖中如宋拓王右军大观帖……欧阳率更草书，均为当代至宝。”《金陵大学校刊》第146号，
    1935年2月18日这批文物品种，数量大，且不乏精品，为中国文化研究开展考古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并且使该所在抗战前的考古研究主要在室内进行。是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商承祚教授应聘金大，到所后立即将主要精力投入福开森所赠彝品、铭文和拓片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释》《殷墟佚存考释》《十二家吉金图录》及《浑源彝器图》等著作。其中《十二家吉金图录》一书，列举了河南出土的70余件铜器的图像，其底版全部提供给省通志馆，作为编纂文物志之用。包仁娟《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成就》，见《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46页。此外，商承祚对福开森编写的《历代著录画目》一书作了校订。这些著作一直为我国甲骨文和金文研究家们所推崇。由于这一时期商承祚等人主要集中对这批文物进行整理与研究，因此，考古研究更易出成果。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文化研究所考古研究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抗战爆发后，文化研究所随校西迁，史籍与文物均告缺乏，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考古研究人员只能走出书斋，转向田野考古，从事文物的调查、收集、挖掘与整理工作。西迁后，商承祚教授曾两度赴长沙考察。第一次是1938年初，商承祚教授在随校西迁途经长沙时，获悉文物出土的消息，遂立即前往长沙近郊考察，收集到出土文物共5类总计66件，包括漆器、铜器、玉石器、陶土器、丝革等，制作精美，堪称楚文化中的精品代表。商承祚还对楚汉墓葬制度、各家所藏器物进行深入研究，“追本溯源，摩掌其间，”并绘图予以详记。此次考察历时4个月，收获甚巨，到成都后，商承祚遂将研究心得成书付梓，这就是《长沙古物闻见记》。刘骏《长沙古物搜集之经过》，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1943年《本校五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1页。但商承祚并未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而认为长沙作为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具有进一步考察研究的价值与必要。1940年，商承祚等经学校同意，再度入湘。时值“敌人正围攻长沙……硝烟弥漫，居民惶惶出走”，而商承祚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努力抢救文物，最后共收集到文物共7类，总计155件。随后，商承祚在交通运输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将所有文物安全运抵成都，使这批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刘骏《长沙古物搜集之经过》，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第1页。经过整理研究，他又撰写《长沙楚器发现纪略》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171期，1942年4月6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完成高水平的研究专著《楚漆器集》、《长沙古器物图录》及《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等多部，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受战争影响及经费短缺等因素，这批书稿未能出版。商承祚对长沙出土文物的研究颇负盛名，其研究成果在考古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受到朱自清、闻一多、宗白华等人的高度评价，徐雁平、何庆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考述》，见《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家》第425页。中国文化研究所对长沙出土文物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实文化事业之大幸也”，刘骏《长沙古物搜集之经过》，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第1页。不仅对中国考古学发展有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国艺术史研究以及民国时期工艺美术发展提供了借鉴。金陵大学素有推广社会教育之传统，中国文化研究所也注重推广民众教育，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为激发民众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与坚持抗战的信念，文化研究所将商承祚在长沙考察所获得的文物，在成都举办展览会，参观者十分踊跃，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中国文化研究所继长沙考古考察之后，转向关注西蜀文化的考古研究。商承祚与刘铭恕等人踏遍西蜀山川，包括四川的新繁、新津、灌县、乐至、眉山、重庆等地，对古代石刻遗迹进行考察，所涉文物有汉阙、崖墓（即悬棺）、石刻、造象以及蜀汉碑刻、汉砖花纹等，并发现有字而未经著录的崖墓数处。他们对这些文物进行分类，有的拍摄照片，有的制成拓片，并征集旧拓片，以作比较之用，所得拓片甚多。经过几年的考察、收集，共得古物、金石、邛窑、汉画等达1000余件。商承祚又将其研究所得整理成《四川新津汉崖墓砖墓考略》等文(刊于《金陵学报》第10卷1、2合期)。与此同时，史岩进行壁画调查，发表论文《古画评三种总考》(刊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期) 。1942年商承祚教授离开金大，刘铭恕继续整理研究这批珍贵的考古资料，写成《崖墓稽古录》《本所所藏之西蜀砖甓研究》等论文与书稿。这些工作对西南地区考古研究具有开拓性贡献。在文化研究所西迁成都期间，考古研究不仅取得丰硕成果，而且获得漆器、铜器、玉石器、陶土器、丝革、金石等大量文物及拓片，总计达2680种，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研究所的文物收藏，并弥补了福开森收藏之不足，推动了文化研究所乃至后来南京大学考古事业的发展。

    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另一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是边疆问题研究。尽管这也是文学院社会学系的研究方向之一，但边疆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徐益棠是文化研究所的专任研究员，而且他在文化研究所创办刊物《边疆研究论丛》，因此，边疆问题研究应该是该所的又一重要研究方向。学校西迁到成都后，四川作为多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与丰厚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资源。研究人员开始致力于西南民族问题研究，研究课题包括徐益棠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史”，商承祚、刘铭恕的“西蜀汉画像研究”，史岩的“西蜀壁画研究”，以及李小缘的“四川书目”编纂等。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广泛进行社会调查与考古发掘，如徐益棠赴西康考察雷波小凉山彝族社会文化，商承祚等则进行四川汉墓调查与发掘、汉阙调查及邛窑调查，史岩则考察西南地区的壁画。经过实地考察、挖掘整理，完成了众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刊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如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瑶民》(后列为该所的乙种丛书出版)及《小凉山民之类的政治组织》《道均图说》《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等，一部分则刊于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创办的《边疆研究论丛》。该刊物是由徐益棠主编,至1948年共出3期。《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第14页。经过徐益棠等研究人员的努力，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民族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国内学术界赢得很高声誉。

    金大文化研究所原来没有语言研究这一研究方向，但至1942年，吕湘（即吕叔湘）从华西大调入，语言研究成为金大文化研究所的一个新兴课题。吕湘进所后，主攻语言学中三个课题的研究，即“现代国语之语法研究”、“中国语句组成研究”、“国语虚助词研究”。由于吕湘长期从事语言学研究，并能借助西方语法学来分析中国语言现象，因此，其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先后完成并发表论文多篇，如《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把”用法的研究》等等。吕湘的研究一方面将拓展了金大文化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同时，其研究为建立中国现代语法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书收藏、学术刊物与人才培养

    由于文史研究离不开图书资料，而且，自1939年起李小缘长期担任文化研究所所长，他以图书馆学家治所，注重图书资料及文物的收集，同时更注重管理，发挥图书的作用。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以来，汇集史部书籍笔记及札记丛书，计有32641册，关于中国学术的英、德、法文著作470册，西文东方学报全套19种共399册，关于中国学术的日文书籍930册，日文杂志全套14种共194册。同时，收有全套国内各大学及其他学术机关发行的学报。抗战时，上述书籍中的中文书，损失殆半，只有一部分移置安徽屯溪，所幸一些名本与善本多由屯溪移至江西婺源，并在战后全部安然返回南京。在成都期间，文化研究所书籍严重匮乏，国学研究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也使文学院中国文学与历史系的教学工作受到影响。面对经费紧张、书籍难觅等困难，李小缘主任积极努力，多方收集，又获得国学珍贵书籍25087册，蜀中方志276种共2739?册，并收集到金石拓片2680多种。《私立金陵大学要览》，1947年6月，第13页；李小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50年。作为一个学校下属的研究所，有如此丰富的图书及文物收藏，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这为金大文化研究所在艰难环境中的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

    李小缘不仅善于收集图书资料，而且精于保管图书，具有“惜书如命”之精神。学校西迁时，亲自护送800多箱书籍到安徽屯溪，留下善本珍本书籍妥为寄存后，再将其余书籍由屯溪转运至成都。到成都后，为防敌机轰炸造成书籍损失，李小缘将家安在书库旁，随时照管，并矢志“与书籍共存亡”。李小缘竭力主张收藏书籍在于 “贵致用”，以发挥书籍应有的社会功用。为此，他为研究所制定了严格的书籍管理制度，以加速书籍之流通，并为人代购书籍，推荐好书，无论是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是所外师生，甚至校外一些著名学者均得受益。包仁娟《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成就》，见《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47页。

    由于目录学是文史研究的基础，因此，李小缘等人自文化研究所成立以来，一方面大量收集书籍与文物资料，同时进行图书整理及目录学研究，取得较大成就。李小缘先后写成《英国国立图书馆藏书考》、《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等著述。1937年，又完成代表著作《云南书目》。该书共收录资料3000?多种，其中外文资料约700多种。《云南书目》收录书目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且著录完备，编排体例新颖，条目清晰。该书不仅是研究云南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参考工具书，而且是一本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专题书目巨编，堪称中国近代大型综合性地方文献书目的典范，至今仍被学术界视为我国目录学中的珍品。

    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园地的支持，而且作为一个高层次的研究机构，一般都有一份代表本机构研究水平的学术刊物，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也不例外。文化研究所承办着一份全校性的学术刊物——《金陵学报》，为文化研究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金陵学报》自1931年5月至1941年10月共出11卷，其中后4卷在成都出版，而在上海印刷。《金陵学报》为半年刊，开始为文理合一的综合性刊物，但以文史哲稿件居多，后改为上半年出“农科专号”或“理科专号”（隔年轮换），下半年则为文史哲专号，从第8卷起因西迁后经费缺绌，出版、运输困难，遂改为1、2期合刊，直至第11卷，再度分专号出版，分作3期，分别为文史、理科与农林专号。目前南京大学图书馆仅存第11卷，第3期农林专号，第2期理科专号确已出版，第1期目前仅查到目录。《金陵学报》的主编为研究所主任李小缘。“本院中国文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均与该所取得联络参加工作、更注重专题研究，其已成就著作，即由该所在《金陵学报》上发表”，《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第11页。而该所研究人员成为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但值得注意的是，《金陵学报》除金大本校的作者外，还有许多校外作者，甚至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与专家，如闻一多、王重民、谢国桢、吴其昌、黄文弼、陈梦家、向达、唐圭璋等。《金陵学报》对促进金陵大学特别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整个中国文化研究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西迁成都后，由于经费与印刷问题，《金陵学报》的出版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后经李小缘与在上海工作的金大校友、后成为旅美著名图书馆专家钱存训的共同努力，《金陵学报》改在上海印刷出版。正当《金陵学报》举步维艰之时，哈佛燕京学社来函提议，由同在成都的金陵、华西协和、齐鲁三所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创办刊物，“此举是为了帮助提高中国出版物的标准及设法消除无数在质量和学术标准上不相称的出版物。”转引自陶飞亚、刘家峰《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见《文史哲》，1999年第1期。1941年1月17日，三所大学的文化研究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及华西、齐鲁大学校长，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和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李小缘均出席会议，并讨论三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是否接受联合办刊建议。经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接受哈佛燕京学社建议，由三校文化研究所联合创办刊物《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并由每校出3人组成出版委员会，除三大学校长外，金大有李小缘、商承祚，华西有闻宥、吕叔湘（后调至金大），齐鲁有顾颉刚、钱穆。《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主要面向三家研究所，并由三校轮流担任主编(至第4卷起燕京大学加入，但至第6卷起则由金大与华西大合办，直至1950年的第9卷，第10卷则由华西大独立主办)。当时在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时，亦曾考虑到中止原来三所大学各自创办的刊物，如华西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齐鲁的《齐鲁学报》《齐大国学季刊》等，但考虑到华西研究所注重语言研究，而金大研究所则偏重考古，齐鲁研究所侧重历史研究，各有其所属读者群，完全合并不适合读者要求；同时抗战结束后，金大和齐鲁必返回原地，如现在合并，将来再分开，实觉多此一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49/1180《金陵 华西 齐鲁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会议记录及所属联合出版委员会简章》（1941年）。因此，联合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时仍保留三所大学的原有刊物。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自1941年至1951年共出版10卷，内容主要包括考证论文、调查报告、重要史料和书报评论4个门类，除继续保留三校原有考古、历史、语言等研究方向与风格之外，同时极为关注中国西部问题，因为“中国西部，种族复杂，多未经调查，古物埋藏，多未经发掘，在研究上极有灿烂之前途，现在创办此刊，为三大学永久合作之机关，偏重于中国西部之研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649/1180《金陵 华西 齐鲁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会议记录及所属联合出版委员会简章》（1941年）。西部研究特别是西南民族问题研究成果卓著。

    据统计，金大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该刊物上共发表了46篇学术论文，涉及领域广泛，超出了刊物原来所设定的范围，涵盖古文字学、考据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与《金陵学报》一样，对所发文章具有要求甚高，主编者之一的李小缘率先提倡用英文撰写内容提要，以便向国际汉学界推广刊物影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后来一直奉行这一标准。李小缘还亲自为作者撰写提要，因其具有国学研究功底，又精通英语，因而所写英文提要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文辞贴切，尽显功力。《莺莺传事迹考》(刊于1950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的英文提要就出自李小缘之手，受到学界好评，认为“这样的提要，实非邃于学术而又精于外语者莫能办”。转引自包仁娟《李小缘与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见马先阵、倪波《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41页。正是在李小缘等这样一批学识卓著的学者的创办下，《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发表了许多富有开拓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论文，成为当时国内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内独树一帜、水准极高的学术刊物。而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发表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学术质量高，许多文章是研究人员的代表作品，反映出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较强的研究实力与学术水平。《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成为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又一主要学术阵地。

    金陵大学一贯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方针，中国文化研究所也同样如此，在该所宗旨中就明确：“协助本校文学院发展关于本国文化之学程，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因此，中国文化研究所在进行科研的同时，努力参与金大文学院的教学工作。中国文化研究所“每学期均在本院（即文学院）开设有关中国文化研究课程”，《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年4月，第11页。商承祚开设“殷国文化史”和“中国考古学”两门课；陈登原在做“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研究时，为新生讲授“中国通史”课程。1942年吕叔湘进入中国文化研究所后，给学生讲授“国文语法学”和“语言学导论”两门课。包仁娟《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成就》，见《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43页。由于文化研究所是专职研究机构，其研究实力与水平均很高，具备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条件，因此，早在1936年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立之际，就决定聘请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充任导师，并开设课程，甚至图书资料亦由文化研究所提供。但因抗战爆发而未招生。西迁后，史学部开始招收研究生，校方及文学院遂委托中国文化研究所，辅导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有关事宜，由李小缘兼任史学部主任，并亲授“目录学”课程。1940年，史学部正式开始招生。《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第9页。除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给予精心指导外，为拓展研究生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文化研究所还利用当时成都学者名家云集的有利条件，“为研究生延请了当时在成都的专家学者如陈寅恪、蒙文通、钱宾四、徐中舒，还有丁山诸先生作为导师。研究生的人数虽不多，但经过研究，都获得了良好的成绩。”刘铭恕《回忆李小缘》，存南京大学档案馆《李小缘档案》。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成为融科研与教学于一体的机构，前后共培养研究生3届，计4人，毕业后有的就教于国内大学历史系，有的出国继续深造。该所自始至终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方针，起到了“相因而成，互相为用”的效果，为金大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自1930年成立至1951年停办为止，虽然仅仅存在了20余年，而且中经八年抗战，学术研究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它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研究机构，成绩仍然非常卓著。它不仅是国内一个卓有成就且独具特色的文化研究机构，集结了国内一批国学研究界的顶尖学者并形成的一种自由研究的学术氛围，而且为金陵大学赢得了学术上的声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金陵光》与金大的校刊、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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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刊物既是学校的喉舌和门面，又是学校的内涵和精神体现。大学是学术研究的圣殿，一个大学的地位如何，其学术水准是第一让人注重的，而一个学校的学报和各种学术刊物，无疑是这所学校学术水准的展示和标志；一个大学的特质如何，其学校的精神和校园的风貌，是格外受人关注的，而学校的校刊和各种壁报，无疑是莘莘学子申纾性灵，交流思想，记载历史，展示风貌的精神园地。“大学对于学术之贡献，有赖于刊物之传播，故校刊一方表现学校的精神，一方作学术之贡献”，这番见之于《金陵大学校刊》上的一段十分精到的见解，可说是画龙点睛地道出了金大自创办以来校内各种学刊、校刊的办刊宗旨和于学校成长所作的贡献。《金陵大学校刊》，第51号，1932年4月。 事实上也是这样，金大之所以在国内高等学府中享有自身的地位和崇高的声誉，其众多高质量的校内刊物实有不朽之功绩。而金大诸刊物中最早担负起“提倡学术之使命”，与“学校学生平行进步，以宣导其磅礴，记载其成绩，而鼓舞其精神”，并最具“其历史与价值”的校内刊物首推《金陵光》。

    《金陵光》，创刊于1910年，是金大第一个问世的全校性刊物。初为两月刊，后改为季刊，刊登的均为英文文章。1913年改为中英文合刊，4月刊行第1期，以后每学月出版一期，全年计8期。刊头“金陵光”三字初为张謇所题，后又用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的题字。关于《金陵光》由全英文改为中英文合刊的原因，在改刊后第一期“篇首语”中有如下说明，其要旨有三 （《金陵光》，1913年第1期。）：

    一为推广规模：“本校自有英文报，迄今已阅四载，而此四载之内，三公会联合，三书院统一，学校有进步，学生有进步，成绩日多，精神日旺，安可不有规模更大之学报，与学校学生平行进步，以宣导其磅礴，记载其成绩，而鼓舞其精神哉！”

     二为保存国粹：“自西学中输，西学派之醉心欧化，蔑视国文也久矣。殊不知腐儒鄙弃西学，固属偏见，而新进蔑视国文，尤为忘本。夫国文之用，所以表示一国人之思想，记载一国人之行动，以互相传达以特异于外人者也，故国界一日不消除，则国文一日必留存，未有国而可弃其国文者也，国文有缺点，吾当补缀之，国文有窒塞，吾当贯通之，国文衰暗，则当改良之、光明之，其事实难，然吾辈青年学子所不可放释之责任也。同人有志于此，爰增刊中文报，以磨练作国文之才，而唤起爱国文之心。能作能爱而后可言保存，能保能存而后可言光明。”

    三为灌输学术。“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泰西学术，实高出吾人之上，何妨借人之长，以济己之短，然徒有英文学报，不过将我之所长彰之外人，而对国内学子反不能尽其介绍之职，殊为憾事，故加入中文以承其乏，凡关于学校学生足为吾辈学子研究之助，本报即译之，虽才有未足力有未逮，然泰山不让细尘也。”

    以上三点既为《金陵光》增刊中文版之缘起的阐述，也是其后该刊长期坚持的办刊的宏旨。为进一步阐明《金陵光》之办刊之追求，其时被推为该刊主要编辑人的金大博学院（相当于现高校文科）高才生陶知行（为陶行知原名），特地为《金陵光》合刊之出版撰写了情感炽烈，文采飞扬，洋洋洒洒近2000字的《出版宣言》。宣言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情怀，文中对金大第一份学报以“光”名之，所寓“旭日东升之晓光今出矣”之含义和希冀作了热情洋溢的讴歌，称曰： 刊物名《金陵光》“便怀有盛世、黎明、嬉游于光天化日之感。由感立志，有志生奋，由奋而扦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则金陵光之责尽，始无愧于光之名矣嬉。” 南大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第282、283页。以文言志，既点出了《金陵光》的办刊之衷，也藉此表达了其时金大诸学子期通过办刊以振兴中华的拳拳报国之心。

    由于《金陵光》为金陵大学全体学生的第一份刊物，初办时，其经理、编辑乃由学校全体师生“公举”，组织设编辑、经理二部，以干其事。改为中英文合刊后，编辑部复分为中英两种，以总编辑总其成，顾问员中中西各一位，亦由全体公请，均一年一任。著述除编辑员担任外，学校备有征文筒，同学可自由投稿，再由主笔评定，被选者按文奖赏，以资鼓励。全报分导论、论说、译著、传记、文苑、记事等类。”以下为1913年《金陵光》改刊时刊物组成人员的情况（载《金陵光》，1913年第4期。）：

总编辑： 刘靖邦

中文编辑： 徐养秋 刘佩宜 张枝一 陶知行

西文编辑： 胡天津 陈义门 童家炳 都振华

总经理： 卢先德

经理员： 陈裕光 吴守道 凌旭东 卢颂恩

中文书记： 冯武云 王海云

西文书记： 黄宗伦 卓景昌

中文顾问员： 王东培

西文顾问员： 恒 模

    《金陵光》自改以中英文合刊出版后，读者更多，发行范围更广，内容也更其丰富，学术论文、时评文章、文学作品都有刊登，其影响正如刊物文章所称： 时“国内风云犹属闭塞，出版品殊不多见，而以发扬思想研究学术，如金大之有金陵光者，殆寥若晨星。民国以来，国民思想猛进，刊物风起云涌，但也随起随灭而已。惟金大之金陵光，历年刊行，未尝中辍，宗旨一本於前，内容则力求改进，国内人士，相与称许，遂蔚成国内学术界重要之刊物”。载《金陵光》，1930年第1期。然而，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北伐革命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学校有一由外人之手转交中国人管理的交接过程，《金陵光》因之出版衍期，1928年初停刊，历时两年。此间，学校用以取代原《金陵光》的是由金大学生会主办的《金陵周刊》。周刊为一厚本杂志，以刊登“革命著述、学术论文、文艺作品、本校新闻，以及改进本校意见与计划稿件”为主要内容，设评论、研究、科学、演说、文艺、校闻等栏目《金陵周刊》，第1期，1927年12月。关于以此刊取代《金陵光》的动机与经过，该刊的说明为：“本校原有一种季刊，每学期仅能出两本，又往往衍期，因此同学们皆感不能满足生活的需求。有一部分同学因不甘抑其生机之流的发展，故早有组织短期出版物的建议”。《金陵周刊》，第1期，1927年12月。然而，尽管周刊出版周期是大大缩短了，但“内容却过于零碎，且少学术品位”，于是出至17期后，不再出厚本而改出薄本，内容也以刊登校闻为主，学术文章则另办月刊承担，《金陵月刊》“篇首编者语”中对其办刊旨趣有如此阐述：“夫百凡刊物，其目的除传播思想，沟通消息外，乃负有发皇学术之使命。本刊为本校同学发行刊物之一，其目的在发表所思，公诸所得，与校内校外共同商讨，以求事物之正确观念，而期真实之获得”。（《金陵月刊》，第1卷，第1期，1928。）《金陵月刊》内容以“自然科学之研究，社会科学的叙述”为主，也刊载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译著。由于《月刊》的发行，周刊内容范围缩小，基本以登载论评校闻为主，“期二者相辅而行”。但不久后，又因“同时出周刊、月刊太忙，时间上无暇办理”，于是在周刊、月刊之间“折中而为”，改出半月刊，但出版仅两期，便又改回周刊，出6期后，因登载为当局所禁止之文章，致令停止发行，于是学校乃屡有恢复《金陵光》之议。1930年，在全校师生一致呼吁下，《金陵光》复刊。该刊停刊两年重行出版问世之时，陈裕光校长亲自为刊物写下以下数言，“藉与共勉焉”，《金陵光》，1930年第1期。文曰：

    “《金陵光》遽行停刊后，代以其他刊物，如周刊、季报等，而以传播校问闻，研究时事为主要目的，虽也有其相当价值，但具有深长历史，及负有相当声誉之学术刊物，不宜长此停顿，则举校师生皆同有此感。今金陵光又重行于此矣，深原主其事者，一本以前之精神， 以发扬思想，研究学术为惟一之旨，使社会人士对金陵光已具有相当之认识者，此后得益加称许而乐于赞助之，视与其他一般通行刊物不同，庶足以保既往之光荣，增吾校之声誉也。深望以后之主编斯刊者，亦能本此精神，继续不懈地使金陵光得与吾校同其始终，为金陵之光，为学术界之光，斯不仅一、二人所甚盼 而已”。

    然而，此番再生之《金陵光》未能如愿重整雄风，仅出1期即辍，以后也未能再度刊行。其原因主要是学校于此时期正对校内出版物正作统一之计划和协调，准备以学报主学术，以校刊登新闻，以期各有侧重，办出特色，提高质量。这虽然是学校办刊中的成长和进步，但对《金陵光》来讲实属不幸。故嗣后，学校师生都曾撰文对《金陵光》的停刊表示深切的惋惜。同学钱存训“对于本校刊物之意见”一文所述观点，颇能代表很多师生的看法。他认为“本校为全国高等学府之一，既负提倡学术之使命，对于刊物之出版，就不可朝更夕改，致失其连续存在之价值”，而“金陵光不仅在本校有其历史与价值，在社会上也有其相当之地位，故停止颇觉可惜”，有道“历来刊物名称之擅改与形式之错乱，莫不与无统一之组织与永久之计划有关”，而《金陵光》之辍版，“可鉴矣”！ 《金大校刊》，第51号，1932年4月。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曲折和弯路后，1930年学校为给校内所办刊物找到各自的定位，并办出特色，乃对全校刊物作了统一调整，并作了以下分工：?

    1 校刊

    以“为传播学校消息，提倡撰述精神为宗旨”，一般以较多篇幅登载校闻，讨论学校活动及问题。

    2 学报

    以“提倡学术，弘扬学问”为使命，主要用来登载学校研究及讨论学术的作品，刊登师生研究之心得。

    3 一般学刊

    一般由各院系自办，介于校刊和学报之间，目的“用来发表师生一般研究之心得及文艺作品，“使同学得以交换意见，申纾性灵，藉收促进课外研究，养成著作兴趣之效”。

    1930年10月10日，学校设立编辑部，专门出版《金陵大学校刊》，每周一张。校刊“校消息之汇总”，故内容中较多篇幅为“忠实介绍本校事业之进行，讨论学校活动及问题”。除此而外，“尚有其他短篇有价值文字”。为编出刊物的风格，校刊“倡言论独立之风采”，也即“除传播学校新闻外，乃望读者对于目前社会上耳目接触之问题，予以精策之批评与讨论”，“欢迎撰稿者与读者，遇有重要政治与社会问题发生，或以客观材料比较其得失，或以自身直觉申述其痛楚”，“虽所见未足一新此污浊社会耳目”，但“皆本良心之言”，冀“于思想界有潜然存在之权威” 《金陵大学校刊》，第62期，1932年9月5日。本此宗旨，校刊出版后，因其内容丰富，又多贴近校园生活，且又能倡“言论独立之风采”，并长期保持了风格的稳定，被师生誉为“精神家园”。抗战时期，《金大校刊》因迁校停刊近一年。学校迁蓉后，在纸张和印刷均极困难的情况下，校刊改为小开本，于1938年11月7日复刊。1939年9月敌机袭蓉，全城惨遭轰炸，各印刷公司疏散，校刊因无法付印，又被迫停顿3月，然轰炸一结束，校刊又恢复了出版，直至1949年3月。

    在出版校刊的同时，以“专发表师生研究及讨论学术之文字”的《金陵学报》也问世了。《金陵学报》的创办缘由，如其在创刊号中所言：“本校过去刊物内容、性质时常改变，且因人力不济，不能按期出版，而各学会所出之刊物，亦恐难以持久，有举办一种定期学术刊物之必要”。 《金陵学报》，创刊号，1930年11月28日。于是校出版委员会议决，出版《金陵大学学报》，用来刊登高水平学术论文。该刊辟有论著、研究、时评、译丛、纪略、评论、调查等栏，所载论文大都为校内和校外著名学者的精心之作，内容广泛，学术价值很高，一般都要求以英文写成提要，以便对外介绍。刊物不登诗词和文艺作品，因学术有专门性，刊物有时以专号分别编辑出版，除“文史专号”外，还有“理科专号”、“农业专号”。《金陵学报》出版周期为每半年一期，学报设编辑委员会，成员由学校各学院院长推荐教授3人组成，文学院为胡小石、刘?敬、李小缘，理学院为陶延桥、余光、伊礼克，农学院为戴方澜、陈方济、胡昌炽三先生。 《金大校刊》，第8期，1930年11月28日。1930年11月28日，《金陵学报》正式创刊，李小缘任主编。创刊后，因其内容广泛，学术价值高，颇具权威性，被誉为“全校师生研究学术之结晶”，加上该刊以编辑严谨，印刷精致，采用横排等特点，当时校外不少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如王重民、向达、闻一多、常任侠、陈梦家等也都在是刊上发表了极有见地的学术文章，从而使该刊不仅在金大，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份深具影响的重要学术刊物。1940年，学校西迁华西坝，因经费不足和印刷上种种困难，《学报》被迫停刊。这样，从创办至1940年停办，共出刊11卷，每卷2期。

    除学报、校刊这样的全校性的报刊外，学校各院系则自办有各自定期或不定期的学刊，这些学刊介于校刊和学报之间，主要供刊登属于本学科的学术文章，又可“用来发表师生一般研究之心得及文艺作品”，借助这些刊物，师生们得以自由地“交换意见，申纾性灵”，大大促进了师生们从事专业研究和撰文著述立说之兴趣。据1933年6月金大刊印的《金陵大学出版物目录》记载，当时校内各类出版物计有159种，分四类： 一为专著，二为规程及报告，三为杂志，四为小册子。兹仅将该目录中其时校内主要杂志刊行情况简述如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649，案卷号253。

    1 文学院出版物

    《文学院季刊》，文学院学生自治会主编，专载文学院师生之研究文字，民国20年（1931）起出版，共出两季。

    《政治学刊》，政治学会主编，出版日期为民国19年（1930）秋。

    《咫闻》，国学研究会编撰，民国18年（1929）十二月出版，

    《金声》，国学研究会编撰，民国20年（1931）五月出版，

    2 农学院出版物

    《农林新报》，金陵大学农林新报社出版刊行，办刊宗旨为“以浅显文字，宣传最新的农林知识，介绍实习科学方法，倡导农村改造，传播农林消息”。民国13年（1924）一月一日出版，出刊后十余年间未中断，颇得农林界好评。

    《农学院通讯》，农学院院长室发行，谢家声主编，非定期刊物，共出5期，1932年5月停刊。

    《农情报告》，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为使社会人士明了全国农业情形起见，自民国21年（1932）11月起创办该刊，主要刊登对全国农情的调查和估计，此种调查包括各省主要农业的收获，及各地农村经济的兴衰事实创刊，每月1日出版。

    《农林科通讯》，为农林科科长室刊物，民国14年（1925）十月一日创刊，至民国17年十二月二日止，共出18期。

    3 其他?

    《金陵手册》，校青年会刊行，1920年开始印行，内容有师生通讯地址、校历、校歌等，大部分篇幅可供日记。每年一本，共出11次。

    《金大青年》，校青年会出版股出版，民国22年春季出版，为非定期出版物。

    《金陵留美通讯》，金陵留美同学总会发行，美国康耐尔大学金陵同学会主编，主要用来刊载金陵留美同学消息，为不定期刊物。

    《金陵文艺》，金陵文艺社发行，为周刊，刊登散文、诗歌、小说等的文学小品。

    Bulletin 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Faculty of the Univ. of Nanking.

    以上是1933年前金大校内刊物的主要情况。1933年后，随着各学科的发展，又有一些学术价值高，并富有特色的刊物问世。如国文系的《中国文学月刊》，社会学系的《边疆研究丛刊》，农业经济系的《经济统计》，历史系的《史学论丛》等。据统计，仅农学院农学院不定期刊物至战前已出版50余种，其中有丛刊，有报告，有浅说，有杂类，内中文字“颇能引起国内外学者之注意”。如该院期刊《农林新报》自1936年创刊后，以中英文合璧形式和丰富的统计资料发表了许多有关当时我国物价水平动态和农业经济研究成果的文章。前后计出版铅印本13期，油印本5期。因抗战后学校西迁，战时物价飞涨，经费困难才停刊。除本校出版的学术刊物外，学校西迁华西坝时，还有与其他学校联合出版的刊物。如《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该刊由成都华西坝四大学的文化所或国学研究所联合编辑，各校轮流任主编。于1940年创刊，1950年方停刊，共刊出8卷，其中由金大文化研究所主编的有两卷。之所以联合办刊，是考虑经费同属一个来源，联合办刊，集中使用，以摆脱办刊经费不足的困境。

    总而言之，自1930年后，学校刊物出版作了分工，校刊传递消息，学报讨论学术，还有各种学刊作为一般发表思想之工具，各刊不仅各有特色，也皆具自身的特殊性质与功用。这些由金大师生自办的刊物，有些虽因经费、人手等种种原因，仅出几期而终，有些由学生主办的刊物手笔也不免幼稚，但这些都诚如《金陵光》“篇首语”所言是学校“思想的结晶”，是同学“个性的流露”,《金陵光》，1926年第二期。通过这种种刊物，师生风云际会，思想激荡飞扬，合在一起，如涓涓细流，汇集成洋，蔚为大观，成为“学校精神之整个表现”。 1943年底，为展示学校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办刊成绩，在战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学校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金陵文摘》。该委员会以文学院王绳祖、理学院戴安邦、农学院魏景超、中国文化研究所李小缘为编辑委员，主席戴安邦。内容汇集了自1941年初至1943年底止，金大教职员的研究论文、校研究部及大学本部之毕业论文，以及金大校友在外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精粹摘要共计700余篇。其中文学院文章提要456篇，理学院90余篇，农学院130多篇，中国文化研究所20余篇。这既是对金大刊物出版成绩的肯定，也是金大学术成果的大检阅，故“岂特一校一院之誉”，於学术界贡献亦堪称“宏伟”也。《金大校刊》，第321期，1943年5月1日。

    当然，金大师生在办刊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曲折，经过了探索，前述校学术刊物从《金陵光》到《金陵学报》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不仅如此，在民国时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下，要保持刊物的风格，“发表独立的言论”，刊物还要冒着被当局查封的危险。如《金大周刊》，1927年创刊之首，即在“创刊词”中与“读者约法三则”：“一曰内容之严密，二曰刊物之学术化，三曰言论之正义化”。“内容之严密”指办刊将一如既往地按学术的规范办刊。“刊物之学术化”乃“本刊以研究学术为主旨，其眼光只及学术本身而不知其他。不入政治旋涡，不受任何势力影响，且尊重著作者个性，不范所研究者于一途，不偏重于学术任何方面。”“言论之正义化”，则谓： “本刊言论专以正义为归，凡与正义违者，必痛斥之；与正义合者，则褒扬之。绝不为娼妓式之调笑，朝秦暮楚，趋奉权势。本刊只知有公理，不知有强权，宁效董狐之直笔，耻为陈寿之谀辞。”《金大周刊》，第1期，1927年12月。校长陈裕光为鼓励学生此种办刊精神，也在这新创的《金陵周刊》上写下“感言”，倡导刊物应“注重学术之研究”，“造就健全之舆论”，“评论须具远大之目光，及持平之态度”。《金大周刊》，第1期，1927年12月。然而，正是这一欲“造就健全之舆论”的愿望，却使刊物命运坎坷，从创办起就因时常登载一些为当局所不喜的言论而一波三折，加上学校正处办刊的摸索阶段，刊物周期一改再改，最后终因“刊登为当局所禁止文章，致令停止发行”。关于刊物被停原因，校刊曾有文披露内情，称：“十九年秋，本校学生会无形停顿，其中原因约有数端，揆其大要，是本校全会，其在同学，宛若运转之弹丸，应用经时，自成贯系习。而中央颁布学生自治会法规，与我同学原有美好之习惯颇多出入。……吾人既不能独标异帜，抗令中央，将向中央建议……”等语。当局的压迫激起学生强烈不满，在同学强烈呼吁和校方积极筹措之下，学生自治会工作很快恢复，全校刊物也以《金陵大学校刊》的新面目重新面世。在国民党统治下，强调“舆论一致”，凡坚持独立思想，即有可能遭迫害，金大刊物概莫能免。但不畏强暴，顶住压迫，在校学生自治会刊物《半月刊》停刊后不久，由金大文学院学生自治会主编的《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创刊了。在该刊发刊时的第一期上，编者即以“婴孩的叫喊”发表了署名严之章的文章，全文摘录如下： 《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卷，第1期，1931年6月10日。“经过了好几位医生的手术，这位婴孩是产出来了！婴孩谁都知道，是‘未经世故’的，因此好些人看不起婴孩，骂婴孩‘幼稚’。只是幼稚也有幼稚的高贵，而且所谓‘成熟的人’谁能够十足地和幼稚分家？谁没有他的幼稚所在？

     婴孩无能，‘叫喊’是他惟一的‘武器’。他的叫喊用不着否认，无意间会得罪了各方面的‘人物’。可是他决没有‘捣乱’的野心。他的叫喊是纯洁的，要压迫他就太多事了！让这位婴孩保持保持他叫喊的自由吧，在这成人是‘笑啼皆罪’的时代，小孩的叫喊是‘弥足珍贵’的！让大家来，真的，让大家来吧，来替我们的孩子争叫喊的自由！这位婴孩的生产是不很容易的，因此也是不很平凡的；希望大家不断地照顾祝福，爱护提携，使得他能够成家立业，生子生孙，和我们的金陵‘共存共茂’，跟我们的中华‘并存并荣’！”

“让婴孩保持保持他叫喊的自由吧”，正如文中所指，在成人“啼笑皆罪”的时代金大的学生刊物竟能发出这样的呐喊，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这一勇气可以说同样是金大诸多刊物的风格和特点。不屈于权贵，不慑于淫威，本“学者之态度，不屈之精神，发为公正之言论”，这正是金大众多刊物能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其存在价值和突出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