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司徒双

2012-01-14

来源：文汇报http://whb.news365.com.cn/bh/201201/t20120114_209337.html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再版了我母亲冯伊湄写的父亲司徒乔的传记《未完成的画》。这本书是我母亲1965年至1966年在从化温泉写的，书稿完成后，“文革”就开始了。直到199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今年出的新版加选了有分量的评论，还增添了不少有历史价值的老照片。遗憾的是，我母亲已于1976年过世。成为一名作家是她一辈子的愿望，可惜她写成的唯一的一本书自己却未看见。我手里捧着新版《未完成的画》，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1957年，赶上火热的“大跃进”年代，我大学毕业后被送到京郊农村锻炼。记得1958年春节前两天，我打电话回香山的家，告诉父母我春节加班，不能回去团圆了。接电话的正是爸爸，他说他早就料到了，因看到报上号召“打破常规过春节”（“大跃进”的1958 年，《人民日报》没有春节客运的报道，但在春节前发一篇社论《打破常规过春节》，劝大家不要回家过春节。——小松鼠），让我别惦记家，好好干……父亲乐观爽朗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萦绕，想不到那竟是我与他的诀别！两天后的大年除夕夜，父亲因肺病复发，突然与世长辞，年仅56岁。

 

　　很多年后，我在美国的奥克兰见到本家亲戚司徒展医生。他比我爸爸还年长一些，因为保养得好，红光满面。这又让我回忆起另一件难忘的事情——

 

　　1950年，父母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决定从美国返回祖国，先到香港接外婆和我们三姐妹，然后从罗湖入境。那时的罗湖有两股同样壮观却方向完全相反的人流。一股是从世界各地赶回来投奔祖国的海外爱国人士；另一股则是迫不及待地往国外跑的老老少少。我们和司徒展医生一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罗湖不期而遇，只是去向不同，于是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询问对方，一边问：“你们为什么要走？”另一边则问：“你们为什么要回来？”随后来不及等待对方解释，便又各自朝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匆匆赶路。1983年，我在美国再次见到司徒展医生时，他很痛心地说爸爸那时不应回国。因为1950年爸爸坚持要提前出院回国时，美国医生就极力反对，并警告说如果他肺里的空洞不治愈，早晚会要他的命……司徒展医生和其他美国大夫都不能理解的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更看重生命的意义，而不是它的长度。正是缘于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以及与刚刚站立起来的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迫切愿望，父母亲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作出了义无反顾的抉择。这不但对他们的后半生至关重要，也从此改变了我们三姐妹的命运。那时美国一家广播公司有意聘请妈妈当中文编辑，除优厚的待遇外，还答应提供我们三姐妹由港赴美的机票……

 

　　说起父亲的博爱胸怀，我想起小时候经历过的另一件事。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下的“团山堡”，是建在一个四周全是水田的小山坡上的三间茅草屋，尽管十分简陋，夏漏雨冬透风，但对于在抗战时期、经历过近一年在滇缅公路上的颠簸，好不容易才从仰光逃难到大后方的我们全家来说，简直是个天堂。一天夜里，刚记事的我被厨房那间茅屋里的动静惊醒，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个究竟。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只见一个浑身湿透、脸色惨白的老乡模样汉子，缩在黑暗的角落里打哆嗦。爸爸妈妈忙着把能找到的剩菜剩饭递给他吃，他一声不吭地狼吞虎咽，看来是饿坏了。吃完之后，他才断断续续告诉我们，他如何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拼死游水横渡嘉陵江……他临走时，爸爸没有忘记把自己身上的厚外衣给他披上。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不在深切地同情被侮辱、被欺压与被损害的劳苦大众，进而在画作中着力表现他们。正如爸爸在《谈速写》一文中所表述的：“你若问我是怎样画起速写来的，那真再简单不过了——在我青年时代，我实在受不了眼前事物的刺激……我并没等待到美术学校学习，便动起笔来（可惜我始终没机会在我国受过任何美术学校的教育），在北京追着一群群的乞丐老残瞎走，把小墨水瓶系在大拇指上，随走随画。”难怪廖公（承志）对他如此评价：“画穷人、工人和乞丐成为司徒乔画笔长征的起点。”他画出了《五个警察和一个零》、《义民图》、《三个老华工》等不朽作品，成为鲁迅先生称为具有“明丽之心”的作者，成为一位人民画家。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五个警察和一个零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义民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义民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义民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义民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三个老华工

　　爸爸从未因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而气馁。还是在上述文章中，他有一段这样的自述：“我从未因为忧虑自己缺乏美术学校教育而对具体技术问题发愁过，我只是画着、画着，从每次画画中自己审查得失，随时请教人家，随时学习，又随时怀疑人们的批评，自己求教于不会说话的书本与名作。”可以说自学成才的画家在某种程度上少了些条条框框，但却要付出比常人多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父亲就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古今中外对他有用的技巧和画法，成就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比如《古琴图》中类似国画中朱砂一样沉着的红色的运用，配以明亮的金黄和深褐，构成温暖而统一的调子，在这些暖色中又夹以不同强度的青、蓝、绿，造成极其微妙而丰富的对比关系。《莱雅湖上的清洁工人》的色彩则更为凄艳，其中绿色与桔红色的对比，再加上紫、淡黄和棕黑，显出强烈的个性，突出了南洋群岛的浓郁色彩和马来土人的纯朴和粗犷的美。而水粉画《海滩上》自由的抒写带有中国写意画中泼墨的韵味，笔触饱含感情又洒脱奔放，在着力表现海光天色之瑰丽的同时，让观者感受天水相接、光影混杂的逼人的感性力量。父亲对色彩的敏感让徐悲鸿发出这样的感叹：“司徒先生对色调的感觉，为当代最敏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骋，益以坚卓，倘再加用功，便可追踪意人Etoretito”……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古琴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莱雅湖上的清洁工人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海滩上

 

尽管我自小看父亲作画，偶尔也给他当当模特儿——那时我觉得是件苦差事，要持续几个小时保持一种姿势，但当我在巴黎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并在卢浮宫艺术学院深造，有机会遍访欧洲十二国主要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之后，我对父亲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世界艺术珍品的浩瀚海洋中，有多少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在贫病交加、困苦潦倒中度过一生——在这方面，父亲唯一比别人幸运的，是有母亲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作为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就在常人无法想象和不堪忍受的艰难中，他们“坚强地像巨人般从灾难中崛起”（郭沫若于1945年观看父亲在上海举行的画展后的评语），顽强地与坎坷的命运抗争，在艺术里倾注毕生心血，给后世留下了反映时代的作品。

忆冯伊湄

陈原

1980年5月

“九·一八”过后不久，在我们理科高一B班①上国文课时，突然出现了一位穿得很朴素，落落大方的女教师。女教师居然来教高中的国文课，当时在我们城里就够不寻常了。军阀陈济棠那时正提倡尊孔读经，提倡男女授受不亲，而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年轻女教师来教高中的国文！

也许是在第一次上课，或者是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刚好要读孟子的课文，而我们那位年轻女教师发挥了那时十分新鲜的见解。她说，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却认为人性恶；其实从唯物史观看来，他们两个都没说对，人性本无善恶，受到社会上善的教育，他就变善，受到恶的教育，人就变恶。唯物史观这四个字她特别说得重些，这使我大吃一惊——居然公开宣传“唯物史观”！当然，我的多数同学们恐怕也吃了一惊，因为当时还很少有人讲唯物史观呢……

这样，我完全被这位女教师吸引住了。她讲话有一股动人的力量，而且列举了不能驳倒的例证。我庆幸我离开了初中时代②的老国文教师吕星云先生③（他为我打开了社会的奥秘）之后，现今我又遇到一个能指引我走上正路的好人了。

她就是冯伊湄。

我们班里有些同学消息很灵通，马上就传开这个年轻女教师刚从法国回来，是画家司徒乔的新婚妻子。不久之后，她果然怀着孕、步履维艰地来上课了，并且在课堂上常常给我们讲美术作品，这就证实了传闻之不误。除了听课，我还在假日单独到她家去过几次，是不是遇见过画家司徒乔，我可完全忘记了；我所记得的是她永远挂在嘴角的微笑，她那诲人不倦的态度，她那滔滔不绝的辩才，她那渊博的文学艺术知识，以及她那明确而又单纯、充满着希望的一种进步立场：这些都吸引着我，使我坚信要做个“善”人，为我们的“明天”奋斗——至于这“善”，这“明天”，确切地是什么内容，我那时其实是不很清楚的。然而我至今还感激她，当一个少年正在成长的时候，一个启蒙者的指引，对他未来的发展是多么有意义呵。

头一回上作文课，这位女教师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是《冬日的黄昏》。——顿时又吓了我们一跳。当时，在充满着封建思想的城市里，谁见过在高中国文课出这样的作文题？！那时教高中国文课的多半是吃古不化的卫道士，老一点的作文题是《孟子见梁惠王论》，迂一点的则是《非礼莫视说》，新一点的无非《双十节感言》，打破陈规的也不过是《春日郊游记》——尽管时届冬令，也还是让你写“春日”郊游。而我们的年轻女教师竟出了一条小说的题目，一篇散文或一首诗的作文题！有的同学大约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嗡嗡地交头接耳谈起来了，有的大声嚷嚷：“先生，这道题怎么作呀？”这可是真的，我们多数同学还没有作过这种抒发自己感情的文章，不，连题目也没遇见过。于是在吵吵嚷嚷中，我们的年轻女教师微笑着，不慌不忙地启发我们：这不正好到了冬天么？冬天的黄昏你经历过么？在这样的时刻，又冷又饿，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说，你记忆中的东西，写下来不就是一篇作文了；你认为要抒发什么感情，那么，你也坦率地写下来，不就是一篇作文了？有些同学免不了还在咕哝着，但我却喜欢这个作文题。我记得儿时有一个冬天的傍晚在家乡的路上看到的情景：一个八九岁的农家女被人“买”走时，小女孩凄凉的叫声，“妈呀，妈呀，我不走呀！”这情景甚至现在还清楚地展现在我眼前。我写了一篇“作文”，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散文”——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我的习作得到冯先生的欣赏，加了很多圈圈，还有一条激发人心的批语。我不记得这条批语了，但她找我单独谈话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回旋。她说，你写的感情很幼稚，但很真挚；感情要真挚，别装假，千万不要装假，装假就是无病呻吟——她强调的无病呻吟这四个字，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昨夜，我重读冯伊湄去世以后才能有机会出版的《未完成的画》时，我吃惊于这部纯朴的散文作品，洋溢着的就是这真挚的感情。这样纯朴的美，又这样地动人。你看她写司徒乔这个不畏贫贱不畏强权的画家，是多么可爱呀。“人们称乔为‘有血性的画家’，还光荣地称他为‘人民的画家’，所有这些出自群众心坎深处的诚挚声音，光荣称号，都是对画家劳动的最高奖赏，可惜画家听不见了。”多么纯朴，一个多余的形容词都没有，这正是这位纯朴的女教师的文风。“可惜画家听不见了”——这句话多么简单，而又多么真挚呵，这句话使人想起了很多很多，无言中的语言，无歌词的乐曲！这正是我们年轻女教师教给我们的呵。

    大约 “一·二八”之后不久，她不来了。传说她分娩去了。但她以后就没有露过面。我那幼小的心曾经惋惜过：为什么不回来呢？我那时懂得很少，但却怀疑是我们的主任迫走她的。主任也是一个刚从法国回来的，他是公费留学生，光着头，说得好听像个大教授，说得难听像个耍猴子的老“油条”。为人很顽固，守旧，见到新兴的东西无不加以攻击，对那时的学生救亡运动是不怀好意的。而这人又很笨，逗人可怜。我怀疑他是在法国认得司徒乔和冯伊湄的，也怀疑他知道她的进步倾向所以把她解雇。我那时的怀疑也许是由这位大主任干涉学生运动而引起的，但却全无根据。不料昨夜读了冯伊湄这部遗作，才证实我的推测。这部作品中赫然写着：

 

这时候，中山大学校长换成邹鲁，自教务长、教员以至门房被撤换的一共二百多人，我这个没有后台的人，当然是在被撤之列。

 

一点不错。那位大主任是国民党学阀邹鲁的“门生”（这在当时我们就知道），为了实施他们那一套反动教育纲领，当然要迫走像冯伊湄这样宣传唯物史观的青年女教师了，何况她又“没有后台”。

她不来了。代替她来上课的；不出所料是个酸秀才——刮光了头，穿一件不甚称身的长衫（总算还没穿马褂），满口“之乎者也”，其实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三家村老学究。人们传说这人前清时当过吴淞炮台司令，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们这班同学就从炮台司令这里做文章了。他一来上课，就嚷开了：

 

“先生，讲讲吴淞炮台呀！”

“先生，日本鬼打上海，你怎么不守炮台，却来教书呀？”

“先生，你会不会开大炮呀？”

“先生，之乎者也能开大炮么？”

 

嚷呀嚷的，弄得这位酸秀才讲不上两句子曰诗云，就只好在人声嘈杂中溜出教室——其实也可怜，这个酸秀才不知失业了多久，还不是为了糊口才天天来受我们的闲气嘛。可是我们的年轻女教师来上课时，却从来没有人嚷嚷过，虽则有些同学也不一定赞成她的主张，这又是为什么呢？

打从那时以后，我就没有再看到过她。直到60年代的艰难日子刚刚过去时，也许是在1962年，或者在1963年，忽然有两位高中同年级的同学④到北京来，找到了我，并且邀我同去看望我们的老师冯伊湄先生⑤——我才发现原来她就住在离我寓所不远的一条小街上⑥。

那个晚上过得很高兴。老师看见她几十年前教过的“小”同学，一个个成长了，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几个“小”同学也很高兴，古语说得不对，“乐莫乐兮新相知”，其实最快乐的是几十年分手之后的重逢。至于我，则因为突然再见到最初指引我踏上人生“正”路的师长而格外高兴。我们叽叽咕咕地七嘴八舌说了很多话。她在那间平房里，在那间杂乱无章地放着书和画的小小起居室里，她还是那么——怎么说呢？还是那么落落大方，怡然自信，岁月并没有使她失去童心，五六年前失去了亲人司徒乔并没有使她颓然，她还是像教我们课时那样，带着同样的微笑，戴着同样的近视眼镜，同样清晰而动人的语调，是的，她就是用这微笑，这眼神，这语调，播送过进步的种子。到这时，我才知道她——更准确地说，他们俩——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到过美国，到过南洋，到过重庆、汉口、西北、西南，经历了艰难的岁月——但是她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她还是那么乐观，那么诲人不倦。到这时，我很想告诉她，我感激她指引过我走上人生的长途，但不知怎样，我平时的口才一下子都消失了，变得讷讷不能言。在真挚的师长面前是不能也不应当说感谢的话的。我们那个晚上，无论是女教师，无论是“小”同学，都沉醉在如梦的回忆中——真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因为我们那时每一个人都工作得很起劲，有理想，有抱负，有雄心，当然还有曲折，困难，险阻……

在那之后，我很想把我的习作再送给我那可敬的老师改一改，但是霹雳一声，我和我们文化系统的同事们一样，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前两年，就提早受到这个社会性悲剧的冲击。接着是一场风暴带来了十年浩劫。我那愿望当然不能实现，写交代材料是用不着老师帮着改的。我不知道伊湄先生这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我也完全不知道她是否也同样受到过暴风雨的洗礼。我想，那是避不开的罢。直到1976年春她逝世，也根本不知道她的下落，不，连我自己的“下落”都几乎不知道，哪能知道这可敬的、一生受了多少苦而没有失掉信心的老师的遭遇呢？不过我确信她不会被腥风恶雨吓住的。她是散布幸福种子的人。她不怕强暴，更不怕苦难。但毕竟是很遗憾的，因为她没有等到晴天就离开人世了。今夜我捧读老师的遗文，想着想着，不免记起她的几行诗：

 

漠漠春魂泣野烟，

乱蓬残碧委荒田；

哀黎涕泪英雄血，

洒作千山红杜鹃！

 

好一个“洒作千山红杜鹃”呵！

 

（此文收入在陈原著：《人和书》及《陈原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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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依据陈原“书海沉浮录”口述（未发表）﹞

①     1931年9月，陈原进入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读书。

②     1928年-1931年，陈原在明远中学读初中。这是以陈柏华（改名为陈宗岳，岭南大学教授，海丰人，是当时的知名人士，留学美国）为首的一批岭南大学的教授、教师、毕业生为主的教育家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她志在开发民智，收费很低廉，教员几乎无收入。

③     吕星云，广东海丰人，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师，义务兼任明远中学的国文课。陈原言：“真是开发我的整个智慧的最大的一个开端”。

④     “其中有一个余占邦，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参事，张治中的秘书。”

⑤      此时，“司徒桥早已经过去了”，“她（冯先生）还活着，在工艺美术学院教书”。

⑥     “南小街一间很小很小的平房里头”

“父亲一直这么乐观坚强，很大程度因为母亲不离不弃”

A-A+2014年4月1日10:10 金羊网-新快报评论

　　画家司徒乔之次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并留校任教至退休。年过五旬获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曾以艺术史教授身份应邀在西非、法国及北美近十所大学，讲授“中国艺术史”，被誉为“文化大使”，受到外交部和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表彰。1995年1月获法国棕榈叶学术勋章。2002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亲手授予阿勒维王朝骑士勋章。

　　■《孙中山殡仪写生》

　　■《放下你的鞭子》

　　司徒乔和夫人冯伊湄一生恩爱，育有四名儿女，司徒双排行老二，刚刚过了79岁生日不久。五年前，她因为发现乳腺癌晚期被医生判了“死刑”，但是她积极面对化疗等治疗的同时，还完成了一本书的翻译。儿子要回来陪她，她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回来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依然要自己面对。”她说，这样可能是因为父亲大半生都在肺病的阴影中度过，大半生颠沛流离，这种乐观坚强是父母给予的最大财富。

　　司徒双的先生是中国外交部驻外大使，有意思的是，他姓“完颜”，也是复姓，他们家里有一幅两口子合作的精彩对联：司徒舜帝子孙孝友贤明誉神州万世，完颜金皇后裔英勇节烈合中华一家。

　　他小心翼翼地爱着我们

　　司徒乔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上肺病。她印象中父亲是个非常和蔼的人，总是在画画，从不对他们大声呵斥，但是亦小心翼翼地和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他有肺病，而且很长时间，他怕传染我们，所以总是离得远远的。他小心翼翼地爱着我们。”

　　司徒乔的肺病是怎么患上的？“当年他转学到燕京大学，拿的依然是神学院的助学金，虽然学费可以免，但是生活费依然是个问题。穷孩子衣食难全，北京又冷，加之又是个从广东这么暖和的地方来，如何能适应？总是冷得感冒，总是咳嗽。”

　　身体不好，经济状况也很艰难，但是这也没有让他沮丧。在司徒双的印象中，她始终没有觉得父亲是生活在“绝症”的阴影下，相反，她觉得父亲大有视病若归之感。而且，还很乐观。司徒双还记得，有一年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可家中根本没钱买菜。于是父亲就说，我们吃海陆空粥。什么是海陆空粥呢，有人去抓河里鱼，有人去打狗，还有人去射鸟，再加上一把米，于是就成了一锅香喷喷的“海陆空”粥。“虽然小时候总是很穷，又总是颠沛流离，但印象中总是大家很开心啊。”司徒双说。

　　尽管如此，但是时局混乱，颠沛奔波始终导致肺病后来越发严重，司徒乔一度因发烧吐血被送到医院急救，病情危殆。不过好在救回来了。在抗生素还没有研制面世的当年，肺病就是个绝症。后来听说美国医术比较发达，在冯伊湄的极力主张下，司徒乔后来被送到了美国。拍了肺部X光照后，好几所医院都不肯收留他了，丢下同样一句话，“他的肺千疮百孔，已经没办法救治了”。但是幸运的是，后来他们遇上了还在试验用链霉素治疗肺病的一位医生，司徒乔肺病得以治愈。

　　母亲是父亲一生最大的支持

　　说到司徒乔，不能不提冯伊湄。套用如今用到俗烂的话，“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司徒乔的一生，必须有冯伊湄。用司徒双的话来说，“我想父亲一直这么乐观，这么坚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我母亲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真挚的爱。”

　　冯伊湄和司徒乔在法国由梁宗岱介绍认识。冯伊湄父亲是江浙富商，家中经营矿产，而冯伊湄是正室唯一的女儿，从小就锦衣玉食，贴身侍候的丫鬟就有四个，连吃一个橘子，都是丫鬟把皮去掉，把瓤拔了，只吃最里面的肉。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冯伊湄在舅舅的陪伴下前往法国留学，这样显赫的富家小姐偏偏爱上了司徒乔这样的穷学生。

　　两人相遇后互生情愫，但司徒乔必须前往美国打工筹学费，而不久，冯伊湄家中矿产被夺，父亲病死，被家中急召回国。二人在广州结婚的时候。婚礼上放置了两支大笔，一支是画笔一支是毛笔，象征两个拿笔人结合在一起。婚后，冯伊湄带了一箱子的珠宝，但可惜在战乱中被窃。此后一生不离不弃，冯伊湄柔弱的双肩始终承担了家中的经济负担。抗战胜利后随司徒乔赴粤、桂、湘等五省创作《义民图》，1946年护送司徒乔赴美治病，司徒乔去世后，冯伊湄呕心沥血历时写了回忆录《司徒乔：未完成的画》。二人相濡以沫过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