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铁蹄所到之处，屠杀百姓，焚烧房屋，掠夺财物。京浦、京汉、浙赣、陇海沿线和长江下游一带，随处可见失去父母、流浪的儿童。儿童成了战争最悲惨的受害者。
作为东南抗战大本营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因处于后方与前线并相交替的抗战区域，成为本土和邻省儿童逃难的集中地区。记者查阅档案发现，为救助这些孤苦伶仃的难童，江西在全国最早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加上省、县两级赈济会组织和一些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数以万计的难童在乱世中得以存活。
保育院带领师生4次逃难
1939年12月，天气异常的寒冷，幼年的张婉华和家人在战火的驱赶下，投奔到位于永新县的江西第一保育院。院长陈庆云见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十分爱怜，对她母亲说：“放心吧，你就在这儿安顿下来，把儿女抚养成人就好了。”
陈庆云当即吩咐厨房为他们端来豆豉闷萝卜和糙米饭，又叫人铺好床。“在散发着稻草芳香的床上躺下时，我感觉自己就像经历狂风暴雨摧残之后幸存下来的小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张婉华这样形容道。
江西第一保育院成立于1938年5月1日，由江西省妇女界发起，首任院长是南昌女中附小主任熊珍。一个多月后熊珍因事离任，时任葆灵女中总务主任和私立南昌医院总务主任的陈庆云毅然辞去职务，临危受命成为第一保育院院长。
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江西第一保育院回忆录（1938年5月-1946年12月）》记载，保育院最初在南昌西山万寿宫建立，当时设施非常简陋，而从浙江、江苏、安徽、广东、江西等战区抢救收容的难童就有275人，年龄大的有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几个月，其中大多数是孤儿。
1938年6月底，因马当要塞失守，同时为避日机轰炸，陈庆云接手保育院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全院人员逃难，于7月5日迁往永新县。抗战八年中，陈庆云共组织全院师生进行了4次逃难和7次搬迁，到过永新台上村、拿山、永丰县城、六都滕田等地。在1945年的一次逃难过程中，全院突然痢疾流行，由于环境艰苦，缺医少药，一个月内就死了70多人。这是江西第一保育院最悲惨的一段历史。
现居南昌的陈和曾经是院童，据她回忆，当年她患上严重的痢疾，几天之内腹泻到不能动弹。后来，老师从老乡那里弄到了一点糖和盐，加上草药煮水喂给陈和喝，一个星期后她病情好转了。
省委党史研究室相关人士称，在江西，正是因为有不少保育院这样的难童救济组织，同日寇周旋“捉迷藏”，才使得不少难童在乱世中得以存活。
“三毛”形象源于江西难童
江西为何会成为省内外沦陷区大量难童的中转站和避难所？这要从当时的战争环境说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短短几个月内，日本侵略者攻占了我国华北，到1938年底，东南沿海、华中、华南等地区也先后沦陷，闽粤赣皖浙毗连地区的国统区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抗战的大本营。
而江西当时正处于东南抗战前线与后方并相交替的区域，处于后方时，相邻战区难童便往江西境内撤。再加上战争时期的天灾、疟疾，使一大批失去了父母亲人的难童流浪在江西各地。
江西地区的难童主要来源于战火中无倚无靠的遗孤和无力抚养者，此外也有部分烈士和抗战将士的子女。新中国成立后我省第一任主席邵式平的亲侄女邵琳琳，就是因父母参加了新四军，只好把未满周岁的她托付给葆灵女中校长周兰清。
据1985年出版的《赣州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在来赣途中的漫画家张乐平目睹了难童的流离失所，其在赣州展览厅中的《三毛流浪记》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难童的缩影，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以乞讨为生的难童。
八年抗战收容难童数以万计
严重的难童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妇女界首先行动起来。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汉口圣罗以女中举行。其中，江西省率先响应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江西分会。
记者在省档案馆找到了一份1938年3月29日江西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发布的《为江西省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告各界同胞书》。文中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他们用刺刀插进儿童的腹中，他们用枪尖把儿童挑起来，他们甚至用一双黑手将不满一岁的婴孩劈成两边……”呼吁各界关注战区儿童。
“在马当要塞吃紧的时候，江西分会成立第一保育院，组织了抢救队分赴浙江、江西、安徽战区以及长江一线抢救难童。”据《赣州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到1940年秋，该院收容难童不下1000人，无法再增，遂于1941年1月，继续设立第二保育院于赣县，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任江西第二保育院院长。到了1942年，两保育院成立以来收流离难童2000余人。
除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江西官方和民间也先后成立了不少难童救济组织。如相对安稳的后方赣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华儿童新村，该村1943年6月20日开设，由新赣南第四区专员蒋经国主办，占地300余亩，房屋建筑达40栋，收容儿童1200余名。江西学生救济委员会也走上了难童的救济战线，其在赣南设立了广慈博爱院。
八年抗战，江西地区接收的难童数量具体有多少呢？虽然目前尚未找到准确数据，但根据《上高会战史料会编》记载，仅1938年全省收容难民就多达306000余人，难童13000人。
当年保育生不少成国家有用之才
这些抗日烽火下被收容的难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饱尝了枪林弹雨的苦难，年幼的心理却背负着国破家亡之恨、父亡母离之痛，不得不踏上求生图存的生活之旅，意志坚强、爱国勇敢、团结友爱是难童性格普遍存在的特点。
在创建战时儿童保育院之初，有识之士沈钧儒就呼吁：“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民族解放的后备军，对这些国家的幼年主人，应该爱护他们才对！而且不仅仅爱护就完了，还应该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训育他们集体生活，施以和平时代要求的教育，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建设祖国的任务。”
正是上述教育理念的推行，救济事业有组织地实行，难童的意志坚强、依赖性少的性格就慢慢开始形成。难童们每天必唱的保育院歌中就能充分体现，“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不依赖爸爸，我们不依赖妈妈，我们的朋友来自日本军阀炮火的轰炸下……一起来建设新中华。”通过歌谣来熏陶难童们受伤的心灵，激发他们坚忍不拔、独立自主的能力。
主政赣南的蒋经国在开办中华儿童新村时，在新村开幕典礼上致辞说：“大家要争天权、夺地利，克服大自然；不要争人权、夺人利，来为害人群，新村的每个学生应当有一个坚决的志愿，将来要去做航空员、工程师、科学家，去为国家服务。”
在救济组织的培养下，随着年龄的增长，难童们渐渐形成爱国主义思想，以实际行动爱国，他们用抗战义演、话剧、情景剧、歌曲演出等形式不断宣传抗日，有的难童还走上抗日前线。
当年受救济和教育的保育生不少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如“作家吴泰昌，教授黄苇、彭诚、欧阳浩、程秋蓉、朱光琼，医学专家孟素珍等”，有的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人成了工人、医生和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