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先父刘永济教授诞辰120周年，又是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不幸去世的四十周年。当此之际，《刘永济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不禁令我们悲喜交集，感慨万端。 
先父刘永济，字弘度，别号诵帚，湖南省新宁县人。他出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省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先父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后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上海期间，又曾就学于近代着名词人况周颐(蕙风)、朱祖谋(彊邨)门下，深研词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他先后任教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42年主持成立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研究所主任。又曾在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短期执教。1956年，先父经教育部批准评为高教一级教授。 
先父毕生致力教育与学术研究，他执教上庠，笃志学问，勤于着述。他所编撰的教材与论着，“文革”前公开印行的专着有六种：《文学论》、《国风乐府合选》、《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十四朝文学要略》、《屈赋通笺》、《文心雕龙校释》。另有大量着作以武汉大学讲义的形式印行。此外还有大批学术文论、诗、词发表于报社、杂志社、高校学报。“文革”结束后，经先姊茂舒编辑出版的先父遗着有十种： 
1、《诵帚庵词两卷》 武汉大学印刷厂1980年10月影印 
2、《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上海古籍出版1981年2月出版 
3、《词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 
4、《元人散曲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 
5、《唐人绝句精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 
6．《屈赋音注详解·附屈赋释词》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 
7、《十四朝文学要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 
8、《刘永济词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 
9、《微睇室说词》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10、《云巢诗存·默识录》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上述着作，涉及到文学、史学、文字、目录校勘等众多领域，在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间，其夫君皮公亮先生为联系出版也做了不少工作。 
但是，上述已经出版的着作远非先父着述的全部。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中，年已七十九岁高龄，卧病在床的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并被抄家，于1966年10月2日含冤而逝，1966年12月24日母亲黄惠君亦含恨而殁。家庭惨遭如此横祸，凝聚着先父心血的着作、书信、日记以及手批藏书、典册亦皆流落散失，自然难以保全。 
“文革”结束后，先父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5月15日，在武汉大学体育馆为蒙冤去世的父亲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仪式。母亲的冤案亦于同日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仪式。经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批准，1985年4月25日学校为父母合葬立碑，建墓于武汉市九峰山陵园。此乃武汉大学建校百年首次为教授夫妇合墓立碑。 
2003年8月21日，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特为主办“刘永济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有来自国内外文史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会上对于先父的学术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与会学者反映，刘永济教授的一系列着作是近代文史领域重要的学术遗产，也是当代教学、科研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可惜除《唐人绝句精华》外其余着作均已绝版多年，难以觅得，只能辗转复印以满足急需，为此敦促尽快出版《刘永济集》。 
为保全父亲着作，出版《刘永济集》是父母也是我们子女最大的心愿。但要完整的收集文稿整理出版面临很大困难。今次《刘永济集》的成书，首先要感谢武汉大学的支持和帮助。为便于先父遗着的整理出版，胡德坤副校长（历史学院世界史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批退还先父有关图书、手稿、讲义。2004年2月29日，武汉大学图书馆送还了共计122种396册。三年多来，我们从中清理出载有先父眉识、批语的珍贵藏书、典册共计130册。武汉大学图书馆又先后提供了馆藏先父讲义40余万字的清晰影印件。2005、06年4月，胡德坤副校长、社会科学部负责人、文学院教授等代表学校和文学院先后到深圳做家访、座谈，了解文稿收集情况及出版事宜。学校还拨出专款，由文学院组织专家整理文稿；武汉大学档案馆派人前往湖南长沙、吉首等地收集文稿。成效虽不理想，但给了我们极大支持和鼓励。 
《刘永济集》文稿的收集整理情况如下：凡已经出版的专着及公开发表的诗、词、文论则以正规出版物为底本，部分未发表者则依据武汉大学校内出版的讲义为底本。而已见于《刘永济集》附录《刘永济年谱》者、以及已定稿或未定稿的遗着，例如：《屈赋音注详解手稿定本（正本）》佚失（注：1983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屈赋音注详解附屈赋释词》是用（副本）出版的，《校字记》从阙，见P208及出版说明）；先父研究屈赋五种之最后一种《我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总结》定稿佚失、《文心雕龙词典》未定稿佚失，此外尚有其他文论手稿，至今未收集到，只能暂付阙如。但愿随着《刘永济集》的出版发行，能得到更多单位、亲友的支持与配合，早日完成续集的出版。 
回首往事，悲欣交集。先父常说，人生“前有千年，后有千年”，为了昌明国粹，弘扬学术，先父常年孜孜不倦，切磋琢磨，鞠躬尽瘁，为此献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现在，《刘永济集》出版，差可告慰先人。 
在《刘永济集》的文稿收集、联系出版中，许多师友、后学者热情支持，各尽其能，鼎力相助，在此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 
首先，要感谢先父生前同事、挚友的子弟们，包括：着名文学家吴宓教授之女吴学昭女士（《吴宓日记》、《吴宓诗集》、《吴宓书信集》的整理注释者），在《刘永济集》文稿的收集、整理、联系出版社的全过程中，她都给予了切实的指点与帮助；着名数学家李国平教授之子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忙之中承担撰写《刘永济传略》；着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之子唐刚卯(湖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为了先父着作的出版，多方联系出版社直至定妥；着名语言学家李格非教授之子李也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通过各种渠道为先父收集字画、书信、文稿并制作成光碟，又将刘长佑所书条幅复制如新。…… 
与此同时，我们诚恳的感谢武汉大学档案馆原馆长徐正榜（正处级调研员），为了撰写《刘永济年谱》《刘永济诗、词汇编目录及校勘》，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审慎校核编辑。武汉大学文学院不少教师对《刘永济集》的出版，满怀深情，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 
后记至此，还要深深感谢当年冒着风险，为父母送回文稿和字画者。那是在父亲遭到批斗、被抄家以后，武汉大学文学院老师彭蔚成（正处级调研员）在垃圾堆里捡到字画条幅一卷送来；原中文系寇国成同学送回词集一本，还有其他人将被抄去的父亲文稿在黑夜中悄悄送来。由于当时我家处境险恶，深夜母亲不让我下楼开门，母亲亦不知这些先生姓名，但是他们的行动使我们在黑暗里看到了一线光明，在寒夜中给了我们一丝温暖，重拾着生的希望。他们的正直、善良的品德，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中。 
《刘永济集》的出版，还得到先姊刘茂舒长子皮知远先生以及全体刘永济亲属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深切致谢！ 

刘茂新于深圳2007年9月28日 

——作者刘茂新，选自《刘永济集》，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

刘 永 济 

（1887~1966 ） 

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刘永济，字弘度、宏度，号诵帚，晚号知秋翁。湖南新宁人。1906年入长沙明德中学，后改入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入天津高等工业学堂。1911年秋，入北京清华学校。武昌起义后，南下琼崖（今海南岛），劝兄刘滇生率众反正。事成后在家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1917年至1927年在明德中学任教。1928年到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积极支持学生组织抗日义勇军。1932年8月至1938年5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大迁乐山后，转任浙江大学、湖南大学教授。1940年重返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至逝世。其间，1942年1月至1949年8月兼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度代理教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武汉市政协常委、湖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理事、《文学研究》编委。1956年评为一级教授。1966年10月2日逝世，终年79岁。在屈赋和《文心雕龙》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着有《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文心雕龙校释》、《音注详解屈赋定本》、《我研究屈赋及其作品的总结》、《新选唐人绝句精华》、《微睇室说词》、《元明清三朝曲的发展概况略述》、《唐乐府诗纲要》、《五代两宋词注释》、《元人散曲选编》、《默识录》及《刘永济词集》等47部。 

　 

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 

（1946年2月18日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 

主席、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日所讲之问题，乃吾人切身之事。今且分作两节讲。 

（甲）治学易犯过失之原因 

1.昔人谓治学所要者才、学、识。本人之意，三者难俱，而识为甚。盖才由天生，学以力致，而学力可以启发天才，唯识必才、学俱到方有。治学之士与此三者，有一不足，则生过失。 

2.昔人又谓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此言时代、风尚影响学者思想之力甚大，一为所蔽，便生过失。如清代重汉学，遂以诋斥朱子为能；宋儒重理学，遂谓工文者为玩物丧志，是其例也。故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语非趋时之谓，乃能分别时务之是非长短之谓也。 

3.有此二因，故历代治学者亦或不免过失，必待后贤纠正，而后无弊。因一代学术，为支配一代政治社会之原动力；学术有失，则一切皆受其害。此如两晋之清谈，北宋之党争。其初皆起于个人之学术，其卒也，害及国家。 

（乙）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为何 

1.前论治学之过失，一由才、学、识难惧全，二由为时代习俗所蔽，今日治学之人，亦难出此例外。因今日有今日之习俗，而今日治学之人，亦未必人人皆才、学、识惧全者。并且就耳目所及，略举近二三十年中治学之过失，以讨论之。 

2.此所指之学，自属我国者。至治欧美之学者，不在此内。有无得失，乃另一问题非余所及知，故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3.今所举之过失，亦只就其荦荦大者言，不能备，亦不能详。至所以提出此问题之意，因今后建国事大，苟学术有失，影响亦大也。惟今所论及者，乃为何种过失而非何人过失，论事论理而非论人。所重在事理者，事理明，则吾人治学不致再蹈此失，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补救的而非指责的。故但举事例，而不出人名，此点务须了解。 

4.今且先举过失之最着者七事，次讨论其致此之故。 

一曰以指为月 今人有病儒学为致弱之因者，其理由谓儒字本训柔，从需之字又多为柔顺、软弱之义。如懦——驽弱也，鉓——弱也，濡——润也，孺 

——孔子也之类是。不知儒家之称，出秦汉间。而礼记儒行，谓“儒之言优也，和也，能安人，能服人也”。《周礼》太宰，谓“儒以道得民”。扬雄《法言》，谓“通天地人为儒”。许慎《说文》谓“术士之称”。王充《论衡》，谓“能说一经为儒”。则皆从其性质功能立说，何来柔弱之义？且孔子以智、仁、勇立教，无怯懦之义甚明。而显然以柔弱立教者，则为老子。然观老子书中，柔胜刚，弱胜强，及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等语，则是以柔弱为手段，亦非教人怯懦。由此言之，则谓学儒致弱者，不但不知儒，且不知道。一语而犯二失，尚何学之可言？是谓以指为月。指月之喻出自佛书，言人有不知月者，他人指月告之，其人误认此指为月，是不但失月且亦失指。 

二曰向壁虚造 昔唐道士杜光庭妄撰道书，时人遂谓凭空妄作者为杜撰。今人着书立说，杜撰亦多。而治甲骨文者尤易犯此失。因甲骨文原不易识，又难免杂以赝品。治此学者每任意立说，复根据此认识未确之字说古事，自不免凿空。其极也，遂多怪论，有谓殷商尚无文化，旧传古史不可信者，有谓殷人尚未离野蛮，且有吃人之习者，种种无稽之谈，皆由而生。不知何以解于新出土之商代精美彝器，是谓向壁虚造。 

三曰盲人摸象 近人治学，动诩为新方法，于是有取《论语》孔子答弟子自及当时人问孝、问政、问仁各章，以类排比，从而判断之，谓孔子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有此等此等诸义，自命为用归纳方法，骤观之似有条理。不知《论语》所记孔子答问之词，皆因材施教，必视问者之性行及尔时之事势而定。问者十人，答以十义，问者二十人答以二十义。此十义、二十义，不可谓孔子言孝、言政、言仁之义已尽，必须统观其学说之全部，参以后儒所论，兼用演绎法，推求其未备之旨，而后方能得其全体。苟不如此，则不免以部分武断全体之失，是谓盲人摸象。摸象之喻亦出自佛书，言王命众盲同摸一象，然后问之。摸得耳者谓象如箕，摸得牙者，谓象如萝菔根。所摸之处不同，其言亦不同，而皆非象之全体也。 

四曰以管窥天 近世治文学者，所失尤多，如以语法论文法，以散文法论诗歌，或且以外国文法论我国文法，一见不同，遂诋为不通。最佳之例，为论“红豆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二句，即以散文句法论诗之失，不知散文句原与诗句不同，反谓老杜亦不通，而主改为“鹦鹉啄馀，凤凰栖老”。不知此乃形容天宝未乱前长安之富庶与承平，通观全首便知，非言鹦鹉何所啄，凤凰何所栖也。宋诗话有人疑为倒装者亦误。今试以此二句改成骈文，则句意自明，且文从字顺矣。此二句改成骈文，句法则为：红豆啄馀无非鹦鹉之粒，碧梧栖老皆是凤凰之枝。以啄馀形容红豆之多，栖老形容碧梧之安。而鹦鹉之粒，凤凰之枝又以见其富丽如此也。上下二句，各省去三字即成诗句矣。盖骈文句法原与诗句相近也，由此言之，其非倒装，更非不通明甚。此乃论者不知己见之浅，反以讥评古人，是谓以管窥天。 

五曰矫枉过正近人因清末文弊，作者皆无实学，以空疏词句、摇曳生姿为桐城义法，以典故，堆砌浮藻为文选家数，俗滥可厌，遂一概抹杀之，虽古人佳篇，亦视同一例。又恶清代八股家徒以经书为猎取科名之用，遂谓经学可以不讲，或又以经典中具史事，竟以史料视之，致失古哲垂教之意。其太甚者，且谓为帝王专制之利器，足以阻碍思想，于是变本加厉者，乃有礼教吃人之谬论。原其本意，不过思矫正清末之失耳。但立论过激，浅人复推波助澜，而流弊乃生。今日举国贪污无耻之徒，所以自便私图，毫无忌惮者，未必非此说有以阶之厉也。是谓矫枉过正。 

六曰比拟不伦今人之习西方文哲学者，每喜以之比拟我国文哲学，而忘其不相类；初学之士，见其新奇，信而不疑，辗转相传，贻误实大。夫心同理同，虽地域悬隔，其间非无相同之处，但亦自有相异之点。此可以同异言，而不可谓同者必优必是，异者必劣必非，尤不可强异为同也。今人有谓屈子《天问》中之思想为怀疑哲学者，有谓并无屈子其人亦如希腊作史诗之荷马者。有谓白居易《新乐府》为写实派者，有谓庄子书中有生物学理者，皆强异为同也，不可不辨。否则与清季人士谓西洋声光化电诸科，我亦有之牵强附会者复何异。是谓比拟不伦。 

七曰认贼作子晚近以来，学术界有一最危险之事，即窃取日人治汉学者之说是也。不知日人谋灭我国，无孔不入，即治学之士，亦怀侵略之心。其讲我国学术者皆存心破坏我国文化，丧失我人自信之心者。如谓我古史为伪造，谓我先哲有非汉族者，谓秦桧为忠于宋室，谓我西南各省为别一民族，皆欲诋毁我、分割我者。国人不学，又好异说，于是拾其牙慧，转相贩卖，不知正坠其术中。今虽日寇投降，汉奸就捕，而此种侵略阴谋，与文化汉奸，尚无知者，其害远过于前举六事，是谓认贼作子。 

上举七过，推其原因，略有四种：不自力学而喜出名，一也。厌平正之道而竞新奇，二也。此二种属之个人者。其属于时代习尚者亦有二种：一曰当国体改革之际，革命之风甚盛，影响及于学术，遂不暇辨其是非，务推翻向来一切为快；二曰西学东来，浅尝之徒，习其皮毛，自料不足见好于世，乃转向故纸堆中讨生活，以欺世盗名。此外又有以一己所遇之环境，推论古今，以一偏之思想及所好之学术测度古人之思想学术，亦难免不有过失。此最近二三十年学术界之不良现象。或谓当国家扰攘之际，乃学术变新之会，虽有不根之言，与怪异之论，乃为当然，原不足责，且此辈较墨守陈腐旧说，不求改进者，似尚胜一筹。然吾人苟欲求真知，欲得实学，欲学术果能变新，则必不能容其长此诡更任情而不衷于至当，不能令其恶影响及与国家社会，而不求补救之道，更不能坐视后来青年为其说所误，亦犹今日政治不上轨道，论者不当以过渡时期应有之现象为之辩护也。此则余今日所以讨论此问题之故也。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