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懋炳先生是湖南师院争议最多的人物。去世以后直到现在，老人们一谈起他来，还是众说纷纭。
陶先生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的外形与众不同，他的背驼得不能再驼，走起路来，手里拄根拐棍，脑袋离地面不到一公尺；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嗓门大，说话声音高，嘴尖舌利，骂人相当厉害，语言尖酸、刻薄，常常不分场合。
他家庭出身不错，父亲是个铁路上的小职员，既非官僚地主，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属于真正的工人阶级，为一般的知识分子所嫉羡。
他从小就学习认真、刻苦，成绩相当不错。抗日战争中期，他随父南下，以优异成绩考进国立师范学院历史系。没毕业就被聘为该校附中教员。
他是北京人，说得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他很有口才，讲起课来，生动风趣，颇受学生欢迎。湖南解放前夕，他积极投身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成了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地下党人欣赏他，国民党的特务将他列入要抓捕的黑名单，而且把他列为第一号对象。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在地下党的精心掩护之下，才没被特务们抓走。
由于他有了这么一段光荣的革命经历，1949年以后，他受到人民政府的信任，先后被任命为地区一级的督学、中学教导主任、校长。他到处作报告，宣讲共产党的政策。1956年他作为优秀中学教师，被湖南师院调来出任历史系讲师，而且马上被送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深造。
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正在北京进修，没有参加鸣放，所以躲过了一劫。他回到湖南师院，历史系的领导就发觉他立场不稳，为系里的“右派”鸣不平，于是急忙将他的材料上报，要划他为右派。历史系本来“右派”就划了不少，再多他一个，也没有什么不妥。但他又是一员“福将”，碰上了学院新来的一位好领导，说历史系“右派”划得太多了，古代史教研组原有九个老师，划了八个“右派”，不能再划了。所以系里报上去的材料，院里压住不批，于是陶先生得以置身“右派”之外，而左派积极分子们则说他是“漏网右派”。
二
但打这以后，陶先生就再也没能“漏网”，每次运动都有他挨批挨斗的份。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他就在批判吴晗等人的时候，受到“围剿”，等到“五一六”通知一下来，他就被当成历史系批斗的“重点对象”。
陶先生只是一般的历史教师，既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够不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的“嘴臭”，处处不饶人。平时挨过他骂的人不少。所以领导且不说，就是一般的教师，对他都不“感冒”。工作队一来，他就被揪了出来。斗他的时候，“革命群众”气愤填膺，连总支书记都忘记了党的政策，脱下鞋子，打他的嘴巴。“革命群众”见领导尚且如此不讲政策，于是也对他动起手脚来：用手打他的耳光，用脚踢他的屁股。他挨打的次数之多，大概在湖南师院的“黑鬼”当中是名列前茅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每次从斗争会上回来，都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其实，他并不是生来就是“罗锅”，据他的同学马积高说，当年在国师学习时，他风流倜傥，风度翩翩，相当潇洒。开文艺晚会时，他还经常上台清唱几段京剧呢。只是到了50年代以后，他的背才开始驼了起来，而且越驼越厉害。
人的本性是很不容易改变的。陶先生生来就是不安分的，到了“黑鬼造反”的时候，他当然不甘寂寞，也跟着造起“反”来了。照“革命群众”的说法是“陶驼子跳起来了”，岂止跳起来，而且跳得很高哩！
“黑鬼”造反组织“革教站”挂牌筹备的第一天，他就不请自来，而且一来就不声不响干起活来。有个党员“黑鬼”，发现他马上对我说：
“你怎么把他叫来呢？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太坏了！”
“我没有叫啊，是他自己来的。”
我心想：大家都是“黑鬼”，何必再分高下，他又不是戴了帽子的五类分子。
于是陶先生还是留在了“革教站”的办公室里打杂：刻钢板，印油印，抄写大字报……
不过我对他还是有所警惕，生怕他的臭嘴惹是非，捅出“漏子”。
在“革教站”存在的50天里，他倒是老实多了，并没有捅“漏子”，“革教站”挨批判、遭镇压时，他也跟着头头们一起挨批挨斗，左派们并说他是“革教站”的骨干。
陶先生被关进“牛棚”以后，受到工宣队的特殊照顾。队长范长子专门为他和生物系刘颖老师，召开了一次上千人的“辩论会”。范长子让他大段大段地背语录，背中有错就奚落他、嘲讽他，让他驼着背在台上转来转去，把他当猴子耍。这次所谓的辩论会，给我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我觉得那是一场戏弄知识分子的闹剧，导演的手法极其拙劣，但真正丢脸的不是陶茂炳和刘颖，而是那位工宣队的队长。
三
像陶先生那样的残疾人，照文件规定，是不应该下放到平江县学农基地里去劳动的。但上面的规定算规定，可以放在一边不管，陶先生还是同大家一样，去了平江农场。
他在农场里似乎过得还算愉快。放假休息的时候，他还同大家一起去长乐镇喝甜酒、买农副产品。1970年春节前，领导大发慈悲，允许我们回长沙过节。
从平江时丰公社回长沙，没有直达车可乘，必须步行几十里走到汨罗，才能搭上去长沙的火车。由于回家心切，大家不论是年老的，还是体弱的，全都背起简单的行囊，提着才从长乐镇或附近农家买来的年货，不顾天寒地冻、泥湿路滑，径直朝汨罗走去。那一支队伍的狼狈相，谁见了都会掩饰不住发笑。用不着文学家去形容，只要据实走笔，读者也会捧腹的。特别是陶先生那副尊容，一般的作家，恐怕难以描绘。只见他驼着背，两眼直盯着地面，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一个包，两只才买到的老母鸡，用草绳子系着，吊在颈脖子上，左右一边一只。陶先生每走一步，老母鸡就咕咕地叫一声。中文系的魏兢江老师见陶先生这副横样，禁不住“卟嗤”一笑，说回去无论如何也要写一篇小说，来纪念陶先生的这次旅行。魏说篇名已经想好，标题就叫《风雪汨罗江》……
正在他们说笑间，系鸡的绳子脱落了，两只母鸡便振起翅膀，往田地里飞跑，急得陶先生双脚直跺。他哀求说：
“老魏，你行行好吧，快来帮我捉住那两只鸡吧！”
魏老师年纪五十挂零，不算怎么老，可他已经发福，走起来慢慢腾腾的，要他跑去抓鸡，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他也急得直跺脚。两个人四只眼睛硬是望着两只母鸡钻进了道旁的草丛里。
丢下母鸡吧，于心不甘，陶先生是决不愿意的；丢下陶先生不管，魏先生觉得，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两人一直等到天黑才从草丛里把两只母鸡抓了出来。但这时天色已晚，而且两个人都已浑身湿透，只得在就近找个店子住下来，第二天一清早赶到汨罗挤上火车，才回到岳麓山下的家。
四
陶先生同我虽是近邻，但平时接触不多，因此了解不算很深。
不过，别人对他的议论，我还是听到不少。于是在我的脑袋里便形成了一个印象：陶先生群众关系不好，缺点非常明显。他相当自负，看人论事，往往偏激。所以他成了我院议论最多的人物之一。赞扬他的人屈指可数，而批评他的人则很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接近领导的人，对他简直恨之入骨，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师院的一位党委书记说他是我院最坏的三人中的一个。陶先生说话的确过头，叫人听了不能不气。比如他把历史系的青年教师统统说成是“黄埔系”、“中央军”，而他呢，则是备受排挤的“杂牌军”。这一棍子横扫过去，把所有的青年教师都扫进去了，痛快倒是痛快，却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又比如他说某某教师连蒋介石的文告都看不懂，怎么能当教授？这说明他确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但你说他一点也不虚心，那也不是事实。比如文元珏先生没被评上教授，他就四处为其鸣不平，甚至声泪俱下，说：
“文公没有评上教授，而我却评上了，实在不公平，使我无地自容啊！”
在职称评定中，有这样的胸襟和表现的，倒是少见。
其实文元珏先生没评上教授，并不能证明陶先生的教授不够格。单凭他的一部《五代史》，论者说是填补了我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就足以证明：陶先生在
教授们中并不是滥竽充数者。至于他自己说他的《五代史》可以活一百年是否正确，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不是古代史专家，没资格发言。
说陶先生好话的人也有。比如吴容甫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劫海恶波》中就有这么一段：
“七六年四月，我取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调回师院，在中文系资料室里当资料员……我的那些老同学和老同事……没有一个表示过对我的关心和慰问，没有一个人问过一句我那苦难的十九年是怎么过的……但其中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就是我在国师的老同学、历史系的陶茂炳。他请我和袁大中（也是右派）在他家吃了一餐饭，菜是猪脚炖萝卜。这算是义重如山了。”
1992年元月，陶先生因病去世，追悼会的参加者不少，送挽联的也颇不乏人。他在国立师范学院的同学唐孔文、邹蕤宾赞扬他：
治史严谨，贬王道、斥霸道，自成一说；
为人正直，昌古风、歌新风，业在千秋！
吴容甫的挽辞是：
刚正不阿，直言无忌，
锋芒毕露，疾恶如仇！
湖南某史学家甚至哽咽着说，陶公一去，是我省史学界一大损失云云。这足见陶先生并非毫无是处。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在学术界的影响，恐怕更不是某个大人物可以随意抹煞得了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他的学术成绩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他家的经济情况并不怎么好。除了亲生儿子外，还得抚养一个侄女。妻子在一家工厂当会计，1957年被划为右派，工资自然不多。他本人虽是讲师，收入也菲薄。一家人基本上全靠他抚养，生活拮据。除此之外，他的驼背使他伏案十分困难。他为了写下他的几本书，付出的努力和辛劳，是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执着和顽强。
(稿源：李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