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茶”的研究综述与省思

鍾春暉，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澳門培正中學中華文化館主管，在校內開設有“茶文化”、“文物與藝術”、“國學經典導讀”等聯課課程。

• 前言

明代中晚期以降，有一群从文人集团中游离出来的茶人，将茶文化落实于生活之中，将日常茶事与自己的审美活动、精神追求、人格理想结合起来，使饮茶品茗具有高妙的审美价值和玄远的生命意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茶文化──文人茶。

刘书云先生认为中国文人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其一是中唐至晚唐，为文人茶的形成期；其二是两宋时期文人茶的兴盛期；其三是明清时期，这是文人茶的“变革期” [ 刘书云：《日本草庵茶与中国文人茶艺术精神之比较》，《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而日本学者布目潮渢先生，则进一步将明代的文人茶理解为中国茶文化的“复兴期”[ (日)布目潮渢着，王建译：《中国茶文化的复兴──明代文人茶與日本煎茶道的起源》，《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文人茶成为明代茶文化史上最浓抺重彩的一笔，对茶文化史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研究综述，不拟将文人茶的研究，作面面俱到的介绍，只是撷取几个与文人茶关系极为密切的课题，引入近年来较为突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几个侧面点上把握明代文人茶的丰富内涵和特质，进而思考文人茶在明代茶文化史，乃至整个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撰述的目的，一方面是简单梳理既有的研究成绩，另一方面也为将来之研究，提供可行的思考方向。

“文人茶”这个概念是近年来茶文化研究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赖功欧先生又称之为“文人茶道”[ 赖功欧：《论中国文人茶与儒釋道合一之內在關聯》，《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认为文人茶“既不同于寺庙的饮茶，也不同于道观或醇儒们的饮茶，而是集三者之大成具有新的创造性的茶道”。其实，从身份阶层而言，“文人茶”亦迥异于“宫廷茶”和“庶民茶”，后两者在明代茶文化发展史上虽也占有一席之地，但与文人茶相比，其对后世茶文化的发展影响较微。故此可以说，文人茶为有明一代茶文化的核心，絶非妄言。

明代文人茶的形成与兴盛，出现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社会。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开始，在前期百余年的积累基础上，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徽商、江右商等众多商帮十分活跃，社会财富大量积累，城市日趋繁荣。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的消费日益多元化，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对精神上的享受也有了更多的追求，文人茶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下适时而起。

明代的文人茶，赋予了茶事以厚重的生命精神和文化意蕴，并由此对茶文化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包括茶艺精神的探索、茶人集团的形成、茶书撰作的发达、“茗赏”审美意识的确立、茶事绘画的流行、茶诗创作的丰硕、茶室空间意匠的深化、茶具的沿革、茶馆的复兴与文人的社交生活等，这些影响彼此之间往往互为因果，环环相扣，很有必要系统加以认识和把握。

   二、茶艺精神的探索

明代文人对于茶艺精神或价值取向的探索起步很早，明初朱权在其《茶谱序》中开篇明义即说文人品茗的行为“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然玩世之事，岂白丁可供语哉！”又认为品茗是“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品茶之道，在明代一开始就被定位于内心与上天对话的“修养之道”。

朱权是一个权力之争的失败者，他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看破红尘，去寻求一种超然脱世的心态。因而他醉心于道教仙术，潜心于鼓琴读书立说及制作曲调。茶艺是他舒放性灵、安慰生命的重要媒介。他的《茶谱》是他以茶安命的成果。书中反映了他力求通过品茶达到“志绝尘境，栖神物外”的追求。他对品茶环境的追求也反映了他力求忘却尘世烦恼的追求：“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竹林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朱权的茶道追求，影响了明代的众多文人[ 关于朱权的茶道，可參陈珲：《“朱权茶道”述评》，《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朱海燕等：《朱权茶谱的清逸审美思想》，《湖南农业大学学報》2011年第2期。]。

明代中晚期，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加上当时文学和理学思想的转变，在性灵说的提倡下，众多文人在品茶中寻求幽雅，寻求生活的乐趣，舒放性灵[ 刘军丽：《明代茶诗与文人茶的艺术精神》。亦可參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载《农业考古》1993年4期。]。文学思潮方面，由于公安派、竟陵派所倡导的新文学思潮的影响，这场文学思潮主张摸拟唐代，讲究形象，讲究意境，主张个体感情的舒发，即“自然之性”的舒放，肯定人之性、欲、情，尊重普遍人性，其核心便是一种对于真心的张扬和对性灵舒放的呼唤、对现实人情世俗的肯定和对出乎人之本心与纯任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理学思想方面，由于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的“心学”兴起并风行后，人们开始注重自我内心的安适和精神享受的闲逸。

作为晚明文人的屠隆，其性灵追求是晚明文人性灵追求的一个缩影[ 关于屠隆茶论的研究，可参《明代屠隆的性灵追求与茶论》]。屠隆在骨子里是追求“自然之性”，其言行放荡不羁，率性而为。他不仅是一个洒脱乃至放荡的文人，而且“优游林泉、文酒自娱，萧然无世俗之思。”(钱大昕《考槃余事‧序》)。从其所着《考槃余事》看，他还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艺术修养乃至研究的人：“评书、论画、涤砚、修琴、相鹤、观鱼、焚香、试茗、几案之珍、巾鸟之制，靡不曲尽其妙”(钱大昕《考槃余事‧序》)。对这些玩好的流连，实际上和他的文学创作、文论及率性而行的个性特征是一致的。《考槃余事》中的《茶笺》不仅说明屠隆精通茶艺，而且也反映了他对“自然之性”的性灵追求。其中关于茶品、茶事、茶艺、茶寮设计的论述中，融汇了屠隆的性灵追求。

总之，在明代人的观念中，茶为清净之物，只有德高趣雅之人才能通晓茶中真谛。饮茶成为明代文人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他们往往通过饮茶来品味生活，借茶遣兴；又往往通过饮茶来达到一种生命的境界，以茶抒怀。在悠然与淡远的意绪之中，茶的清香和淡泊与他们的心神融为一体。文士阶层对茶艺的追求与创新，达到了一个无以伦比的高度，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活品味及个性，自此，文人茶一扫两宋时代繁琐复杂、精致考究之风，呈现出虚静空灵、本真自然的艺术风貌。

三、茶人集团的形成

茶人集团是指文人中对品茶有相同嗜好，而又具有集体共识者而言。明代中期以来，茶人集团渐从文人集团中分离出来，在茶人行为、身份上，可以查觉到，他们的人生观和处世观，有极为明显的特征与品味。如前所言，明代中晚期以来，文人阶层盛行“性灵”之说，而饮茶生活一旦进入文人集团性灵世界，彼此之间的交互融会，对提升生活文化，具有正面的效应。文人集团中，有一部分特别锺意于茶泉的文人，则以茶人姿态面世，时人也渐以走茶运水的茶人集团视之。因为讲求超逸性灵的风格，使得茶人集团在当时成为生活文化的典范人物。

关于明代的茶人集团，已故台湾学者吴智和先生长期探索，撰述了一系列深入而富有卓见的论著[ 吳智和：《明清時代飲茶生活》，台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中明茶人集團的飲茶性靈生活》，《史學集刊》1992年第4期；吳智和《明代茶人集團的社會組織──以茶會類型為例》《明史研究》第三輯，1993年，第110-122頁；吳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第6期；《晚明茶人集團的飲茶性靈生活》，《明史研究專刊》第11期,宜蘭，1994年，第253-275頁。]。这里扼要摘述其研究成果。

吴先生观察到，茶人集团出现于明代中晚叶，不是一时一地散涣而短暂的时代现象，而是呈现一种具有社会组织、集体意识、生活文化等时代风格的特征。明代中晚期的茶人集团，虽然本质上是延续唐、宋以来文人饮茶的时代风尚与精神内涵，但仍有其时代的区隔与差异在。由于明代中晚期的茶人集团，具有集团成员间的集体意识在，有其隐定而明显的社会组织，而此社会组织则适切地反应于茶会之中。茶会是茶人集团以饮茶为主体，也可以说是藉“茶”发挥的一种聚会方式，透过茶会的流程，来完成文化生活的目的。这里指称的文化生活，即传统文人的诗文书画、器物玩赏的艺文活动，以及居家园庭、山水揽胜的休闲方式。这种艺文、休闲的活动与方式，正是区隔明代与唐、宋的差异性所在。因为，前者的饮茶生活模式是集体凝聚而有共识，后者则是流动涣散较无组织。

而且，从横向观察，茶人集团同样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有明一代茶人的性情行为、酬游志趣等各方面，都有其时代的风格与特色，迥异于当时文人集团的生活文化意识，而是以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清课，综罗网络其才艺、学识、志趣为一体，借茶事来发挥其人生观、文化观与价值观，形成一股超凡脱俗的清流团体。茶人集团出现于历史舞台，是与明代生活文化的整体变迁与开展是相互适应的。

茶人集团蔚兴的历史背景，也颇值一道。吴智和先生指出，茶人的蔚兴，绝非单纯的时代文化现象。其历史背景的积淀，则是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政治、风尚、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建筑等的各种效应关系。追溯其源，则是肇端于以下因素：科举官场的竞争、隐居不仕的风尚、名茶生产的并起、生活文化的转变、诗文结社的需求、园林建筑的适应。至于参与集团之中的茶人，其形象与性情行为，大抵有以下几则基本条件：酷嗜茗饮、恬退达趣和希企隐逸等。

茶人集团所展现的生活文化，则更是内涵丰富。明代茶人习惯将饮茶视为“人品”的修养要件之一，由此延伸而与性灵生活结合为一的文化现象，是明代中晚期茶人集团生活模式的特色之一。性灵生活的蔚兴，本质上是一种崇尚真奇、任性情的文化态度，也是茶人集团意识的一种追求生活高品味的时潮。茶人的性灵生活，关涉以下几个层面：安顿浮生心灵、深化生活内涵、提升休闲质量、兼擅才艺茶趣。

至于茶人集团的类型、地域分布、社会身份和专业素养等，吴先生也有涉论，囿于篇幅，兹不赘述。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吴先生尝从茶人集团的茶会类型的著名例子，分析其社会组织的成员，并由此成员网络当代茶人的身分、性情、志趣与交游，以探讨茶人集团的组合形态，藉此概括茶人生活文化的内涵，它将茶会形态析分为园庭、社集、山水、茶寮等四种茶会类型。这个研究范式值得学习。

四、茶书撰作的发达

茶书是专业的茶叶文献，除论述茶自身的内容外，茶书往往还包括茶具、茶法及烹茶用水等一类与茶有关的著作。文人编撰茶叶文献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随着明代中国茶文化的复兴以及明代刻书业的繁荣，一大批极有新意和汇集前人茶文化成果的茶叶专著面世了。明代专业茶叶文献共有五十余部，其数量之巨占据了从唐至清的半壁江山：

表二 明代茶书部分专业茶书典籍

王侠先生指出，如果检视这些茶书，可以看见这些现象。

一、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一种，是以宋元末子茶法来点茶的专书，足以说明明初还是行点茶法。

二、嘉靖时期（1522-1566）的茶书均在五千字以上，而且多为创作。

三、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开始从事茶书的汇总，以陆羽《茶经》为主干，加入其他作品，通常是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通常称为《茶经水办》）、审安老人《茶具图赞》（通常附于四之器后）、孙大绶《茶经外集》、顾元庆《茶谱》、孙大绶《茶谱外集》。这种工作到了万历初年，以孙大绶为集大成。

四、万历前期只是嘉靖时期的延续，没有什么大成果。

五、万历后期的茶书是最有代表性的，其中以许次纾和张源的最为重要，代表江南文人茶文化。

六、天启崇禛年的罗岕茶，有专书数种，以一地之茶成书，这在中国茶史上算是大事。此外邓志谟的《茶酒争奇》算是文人戏笔，在茶史上别树一帜[ 王侠：《中国古典茶书流变史》。]。

余悦先生分析明代茶书撰作的情况，发现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明代重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资料的搜集；二是明代的许多茶书又是另辟蹊径，标新立异的；三是明人对于当时的一些茶书，就喜欢修改增删。总之，因袭与创新的融合构成了明代茶书的基调[ 余悦：《让茶文化的恩惠洒满人间──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综论》，《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胡长春、龙晨红两位先生则进一步从明代茶书观察明人的茶文化取向，他们发现，尽管明代茶书篇幅体裁各不相同，特色各异，但宏观上看，显示出相同或相近的茶文化取向，包括：一、鉴茶试水新规范的确立；二、茶侣的选择与品茗环境的构筑；三、茶具与品茗方式的变革；四、闲适、优雅的茶文化取向[ 胡长春、龙晨红：《从明代茶书看明人的茶文化取向》，《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从他们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茶书的撰作，与文人茶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 這方面的讨论，另可參郭孟良：《晚明茶书的出版传播考察，《浙江树介大学学報》2011年第1期。]。明代茶书大多根植于明代文人品茶的切身体验，反映了有明一代的时代风格和精神旨趣。

五、“茗赏”审美意识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人从品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可以称为“茗赏”的审美范畴。茗赏与文人茶的发展是相终始的，文人茶的重艺术性，是茗赏产生的生活艺术根源。茗赏的基本特点，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透过爽神醒思的品茗，把一切文学艺术品，都当作清供雅玩来品玩摩挲，在遣兴适趣自清自雅中获得审美愉悦、精神愉悦。

“茗赏”作为我国古代的审美范畴，原是随着文人茶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明代在文人中茗赏渐趋于自觉，茗赏作为一种比较自觉的审美概念的确立，则是在晚明。袁宏道在《瓶史》“清赏”中即明确地提出了“茗赏”概念：“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意思是，赏花时喝着茶是最好的，清谈时赏花稍略逊一筹，最不好的状态是喝酒时赏花。茶性简朴，可爽神醒思，所以“茗赏”也被称为“醒者的艺术”，赏花宜幽静，配搭简朴的茶性，成为明代文人最有韵致的一种审美活动。

刘学忠对此有所关注和分析，指出茗赏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自有其独具的审美方法。概而论之，有参证、闲赏、清赏等数种[ 劉學忠：《析“茗賞”的美學意蘊》，《文藝理論與批評》2000年第3期。]。参证即审美主体将审美中介与审美物件之质性相互比较参证，从而直接感知其特定的美质。茶味玄微，须参须悟，鉴赏诗味亦须悟，袁宏道的“茶勋凭水策，诗理入禅参”则精当地道明了茶、诗、禅三者之间的互相参悟关系。茗赏式参悟，是对艺术本质精髓──如神、韵、味、趣等的直接体味与感知，这就要求审美主体对茶文化与艺术美质有精深的修养，茗赏参悟在这个领域内成为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审美方法。

其次，所谓品茗闲赏，是明代文人所崇尚的闲适雅致的生活艺术，明代中晚期，意气激越的酒赏已不合时宜，品茗闲赏正能契合近古文人的清闲清趣。闲赏，是一种意致悠闲，随意适性的特定时代的特殊审美形态。品茗使人精神虚静，虚静则宜于研究精微。

至于“清赏”，袁中郎在《瓶史》中把对插花的鉴赏称为“清赏”，而“清赏”三种形式中又以“茗赏”为上，可见茗赏是清赏的最高层次，最能得清赏之神理。何为清赏茗赏，袁中郎并无明确解说，然通览《瓶史》，可以探知其概要。清赏之基本格调为“雅”。清赏之主体，宜于“幽人韵士”、“隐者”、“有癖之人”，雅，决定了清赏是雅赏。清赏其次为单纯审美。清赏不带功利之目的，是纯粹之审美。清赏，其审美对象是“小”“清供”，《瓶史》“器具”条有云：“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其美质不仅纯粹，而且轻小。

任何一种具体的审美形态，都只适宜于某些特定的审美物件。茗赏，主要适宜于小品、诗、画等艺术样式。由参证、闲赏、清赏等审美方法可知，茗赏“品味”之主体，宜于近古之清客雅士，而非凡夫俗子。“品味”之客体，宜于唐宋以降清美之艺术，而非魏晋以上之艺术。譬如当时的文人认为，茗赏宜于诗，但只宜于鉴赏中唐以后的近古之诗，如形式轻小的近体律诗，盖其质性亦正与茶相契合。先秦及中古之古诗，体重意厚，宜于酒赏而不宜于茗赏。再如画之宜于茗赏，其根本原因在于近古文人画的基本风格──“荒寒”。画之荒寒，与茶之幽寒清苦，性味正相通，故茗赏之，亦可通神。其次，近古画之清供特性，亦宜于茗赏。

小品文与文人茶的“茗赏”关系则更为密切。中国古代散文进入近古以后，形制短小的记、序、题跋、尺牍、随笔、日记等“小品文”形成近古散文的新形式、新特质小品文是性灵派文学的代表文体,而性灵派文学家都极嗜茶,且如晚唐皮陆、宋代苏黄、明代三袁与钟谭等。茶经、水品之类，是小品文的重要题材。小品文文体之特点在小、轻、活，这也正是文人茶的特点。

总之，明代文人透过“茗赏”而起的审美活动，如赏花、小品文和近体诗创作、书画的鉴赏等，其审美方法主要是直觉了悟美的本体，而非理性阐释美的载体；是主体的心照神会，而非被动的接受。关于茗赏的探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探索的课题。

六、茶事绘画的流行

在中国美术史上，曾出现过不少以茶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这类茶画的主题，多为煮茶、奉茶、品茶、采茶、以茶会友的场面和饮茶用具等。明代之前的绘画中，固然也有不少以茶入画的作品，但是明代，尤其是苏州地区这种专门以茶事或以茶会为题材的文人画颇多，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和文化内涵。

迄今传世的茶画作品，约有百余幅，其中明代苏州地区这种专以茶事或以茶会为题材文人画较为集中，此类作品不仅丰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和文化气质。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明代文人与茶、画又有怎样的联系以及内在的意义。这又是一个值得细加深论的地方。

明代中叶以后，文人画兴盛，此时也正是文人雅士热衷茶艺之时，他们的艺术造诣和文化气质倾注于茶事，他们的画作中颇多茶画，且带有一股空灵清秀的艺术气息和崇尚自然山水之韵的风气。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笔墨含蓄、温文尔雅的“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其中，沈周由于生活年代较早，茶画的作品几乎没有。仇英则绘有的《煮茶论画图》、《松间煮茗图》、《煮茶图》，而文征明和唐寅创作的茶画颇多，为历代画家之冠，同时又是“吴门画派”的主力。

娄明利通过对吴门茶事绘画的宏观考察，提出了几点思考：首先，这些茶画无一例外地表现汲水烹茶的场景。煮茶需论水，而在明代，文人对水品的讲究已登极致。在大自然中，水具有特定的原生性，与自然的生长状态有着血脉的联系。而画中无论是清澈的溪流，抑或淙淙的清泉，对于画本身而言，就是一种营造意境的重要元素。以此来看，茶画就不单是一种普通形式意义上的绘画了。自然之水，烹茶之水，画中之水，就是这“水”使得作者将这些有着独特联系的自然意味融于画作之中，赋予了茶画区别于其他题材画作的独特气质，无形之中使表面看上去似乎没有联系的茶与画在作者心中融为一体，茶、画合一。

其次，从明代众多的茶画中，我们直接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的饮茶方式与江南饮茶习俗，这些茶画描绘了江南山水美景和明代茶人怡然天趣的生活。品读明代文人的茶画，不难看出他们总是把煮茶的情节置于画面的主要部位，主题突出，对具体茶艺方法的表现十分洗练。他常把焚香、插画、堪书、观画、抚琴与品茗结合，使茶境事象更丰富，开拓了茶画的意境。在明代的茶画中也毫不例外地追求对意境的描绘，而明代文人绘画通过茶艺意境的援入，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以往那些淡逸空寂式的文人画。

最后一点是，品茗是一种较为纯粹的“趣从静领”的雅事，它注重从饮茶这一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并从恬淡静谧的环境的欣赏、陶冶中获得超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些茶画背后的深邃意境，由追求仕途走向另一种境界，向往山水幽胜，逃避现实世界，把人生理想与人格追求融入事茗活动中，沉醉于书画和茶艺。他们所品味的不仅仅是淡雅高洁的茶艺和清逸幽深的自然环境，而是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自己的人生境况[ 娄明利：《浅谈明代吴门茶事绘画之画意》，《大众文艺》2013年第10期。 ]。

对明代茶画微观的研究，有台湾学者张维晏先生，他以唐寅的《琴士图》为例，侧写明代绘画中文人雅兴的再现[ 张维晏：《以唐寅“琴士图”为例──侧写明代绘画中文人雅兴的再现》，《议艺份子》2013年第3期。]。

《琴士图》中描绘高士尽兴于山水之间、抚琴赏茗的情景颇令人觉得闲适。此画之内容，包含有高士临水抚琴、山野间的品茗茶事与器物鉴赏之题材内容，此三面向皆被融会在此画中。明代文人对茶事的雅好，尤其表现在茶画作品中。品茗行为的诉求不仅仅是对茶的独锺，同时也是藉由营造一个适于品茗的外在环境，一同来提高茶人文士的内在心境。这也是多数在明代绘画中所表现的茶事，尽管拥有一些室内文人品茗活动的茶图，但山野间茶事题材的茶图比例相较之下更是显著。茶在原初作为解渴或药饮的功用，到明代亦转向一种对于“喫茶”、“品茗”的“清事”，反映时代品茗风尚由“役于物”朝向“艺于物”的价值观迈进。这些种种藉由绘画表现与实际生活相互应和的时代特征，着实地成为明代文人附庸风雅的精神慰藉，至少在不清明的世态氛围下，他们将原本文人士大夫那种任重而道远的坚持，抒解在个人“雅”的独善其身之道上。

七、茶诗创作的丰硕

我国是茶的故乡，又是诗的国度，因此，茶很早就融进诗歌创作之中。茶诗是中国的茶文化与诗文化相结合的文学创作，是茶文化研究的永恒主题。茶诗大体上可分为狭义茶诗和广义茶诗两种。狭义茶诗仅指“咏茶”诗，诗的主题是茶；广义的茶诗，既包括“咏茶”，也包括关涉茶文化的诗作──尽管其主题不是茶， 但在诗中提到了茶。现在所讲的茶诗，一般都是指广义的茶诗。

明清时期，茶诗创作成果丰硕，流传的茶诗有近千首。为历代之冠。茶诗是明代文人重要的茶文化创作形式，茶诗的吟咏描写物件，几乎揽括了所有与茶相关的活动，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明代的茶事审美活动。许多著名文人都曾以茶为题材，创作了众多的经典茶诗。总的说来，明代文人的茶诗创作呈现出作者多为茶人、内容丰富多彩两大特色。第一，明代的茶诗作者不仅具备一般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更是爱好品茗、嗜茶尚雅的“茶人”第二，明代茶诗的题材较广，有茶书、茶园、茶叶、茶水、茶人、茶品、茶事、茶德、茶情、茶理、茶趣、茶缘、茶礼、茶境等，有关茶的一切均可入诗。

刘军丽先生提到，明代的文人通过品饮，进入一个令人虚静空灵的艺术境界，再经由文士的诗歌艺术创作，将瞬间的美定格为永恒，在他们的笔下，“茶中有诗，诗中有茶”，茶文化与诗文化完美地契合，从而实现品茶清心悦神、遣寂除烦神、兴发灵感等艺术功能，以及对“自然之性”的生命追求[ 刘军丽：《明代茶诗与文人茶的艺术精神》，《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明代亦有个别的文人，长期创作茶诗，留下一份宝贵的茶文化遗产。邓爱红先生即以晚明士人罗遇明的个案为例，分析其茶诗创作[ 邓爱红：《试论明代熊明遇的罗岕茶诗》，《农业考古》2009年第5期。]。在茶文化方面，熊明遇(1579 —1649)不仅着有茶书──《罗茶疏》，而且还留下了五十余首茶诗，其中关于明代江南名茶“罗岕茶”的茶诗尤多。透过仔细的爬疏与分析，邓先生指出，熊明遇与罗茶结缘几十年，他将品茶和写诗融为一体，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念融进茶事活动中，从而将日常生活中的饮茶行为，提升为诗化的品茗艺术。因此熊明遇的罗茶诗，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是研究明代罗岕茶历史的重要资料。

八、茶室空间意匠的深化

众所周知，作为品茶空间的茶室与茶席，其布置不仅是喝茶本身，茶席的仪式犹如一个体验活动，茶空间的设计宛然一个身心体验的道场，茶汤的美味、茶叶的香气，已不仅是满足味觉、嗅觉，更多是透过五感与心灵的统合，产生微妙的美学境界。明代的文士，将此品茶空间称为“茶寮”。明人杨慎谓“僧寺茗茶曰茶寮。寮，小窗也。”[ 杨慎：《升庵外集》，台北：学生书局，1971年，卷23，《饮食部‧茶寮》页3下。]这是茶寮的原始释义，也可泛指僧俗饮茶的小室或小屋。自从寺院禅风兴起后，禅僧与茶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士与禅家往返，渐次受其影响，居家生活也建构起茶寮来，以作为安顿日常生活的中心。。文人的茶寮是指饮茶的小室，也可以泛指品茗的环境与场所，它是根据不同茶人风格与品味所构筑成的一个茶事活动处所，它搭配于不同格局并架设在不同的空间，有设于书斋旁的茶寮，亦有设于室内厅堂处或郊野山林间的。

唐、宋以来，饮茶已成为文人日常精神生活的形态之一。凡号为嗜茶人士，尤其是以茶人相标榜的风雅之士，大都有茶寮的设置，而茶寮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心，与休憩安顿的场所。茶寮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吴智和先生有很好的譬如：“如果说，哲理思考、文学创作、史学著述是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寄托方式之一，则茶寮在文化生活史上应予特别的重视，因为饮茶生活无疑地是文人灵感、性灵的藉助物之一。”[ 吳智和：《明代茶人的茶寮意匠》，《史學集刊》1993年第3期。]

茶寮的设计，涉及到精神生活的层面问题。尤其是明代的茶人，在茶寮的品茗环境规划上，在中国饮茶历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因为，茶寮在明代茶人的孽划与开展下，呈现稳定而长足的进步。论及茶寮的文献，比起前代要来得多采而丰富。茶寮的意匠，随着嗜茶人士的性情与趣向有别，吴智和先生区分为几种类型：专室式、书斋式、厅堂式、亭榭式与户外式等五种的品茗环境设计[ 同上。]。大体上是以适、雅、静、洁为设计的内容与范畴。也就是说注重茶寮内部的舒适、雅致、幽静、洁净为主，再配合茶寮外在的环境，诸如：花木扶疏、采光良好、空气流通等条件为辅，结合成茶寮设计的品茗环境。明代茶人的茶寮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较重视实用性茶器的布置。茶寮开展至晚明，凡号为茶人，人皆一室，也不拘是任何的形制，主要在于安顿性灵生活而已。最常见的是以书斋作为茶寮，它取专室与厅堂两者之长，而茶寮的茶器一旦进入狭小的天地，就升华为书斋的清供，和图书、书画、古琴、古砚、鼎彝、怪石、漆器、翰墨真迹等一起，成为茶人文士赏玩的对象，足于珍宝。

吴智和在另一篇文章曾指出茶寮的在茶文化史中的意义：茶人的茶寮天地广漠无垠，在中国茶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目前未闻有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是颇值得深层探讨的课题。茶寮对茶人而言，有以下五层意义：一、陶冶性情的养心斋；二、探研茶事的实验室；三、志同道契的演法堂；四、当代茶法的传习所；五、嗜茶客友的品茗会。茶寮随着主人的茶艺名望而辐射四方，名传遐迩，也招徕茶友茗客迢迢而至。于是，茶人的茶寮，成为一时一地茶会的中心地域。这为我们探索明代文人茶寮的营造意匠，提供了深入而多面向的思考线索[ 覃瑞南：《明中叶文士饮茶空间之研究》，《台南科大学报》第28期，2007年。]。

覃瑞南先生也对明代茶艺中的饮茶空间作了讨论，他从明代山水绘画作品中，发现文士建构、布置各种庭园、居室、茶寮等空间，呈现出清赏、闲趣与自然的空间意匠；另藉由明代文士的笔记小说和诗文绘画，可以探知出其于山水园林之间的寄情寓性[ 吴智和《明代茶人集团的社会组织──以茶会类型为例》，《明史研究》第三辑，1993年，第110-122页；吴智和：《明代的茶人集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刘双先生则指出，明代人对饮茶环境的追求，与前代相比更为精益求精。除了一如既往的追求山林之乐外，还主要表现在对饮茶场所的营造、茶寮的构建、茶侣的选择、侍茶童子的要求、饮茶宜忌等方面，这些对饮茶艺术和整个中华茶文化发展都有较大的贡献[ 刘双：《明代茶艺中的饮茶环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九、茶具的沿革

明代制茶的工序异于以往，此时盛行散茶，茶叶完整且未经辗压成型，不同于唐宋时期流行的团饼茶，明代在饮用时主要是品尝茶汤，因此在制作的工序上便要求特定技术以保持散茶不易受潮和维持茶叶清香原味，炒青法遂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明代饮茶方法亦有所改变，饮茶的方式大致上有煎茶法、点茶法与瀹泡法，然而随着散茶的盛行，瀹泡法也逐渐取代前二者，成为最普遍简便的方法。

饮茶器具方面，也随之而有很大的改变，唐、宋时的炙茶、碾茶、罗茶、煮茶器具成了多余之物，而一些新的茶具品种脱颖而出。明代对这些新的茶具品种是一次定型，因为从明代至今，人们使用的茶具品种基本上无多大变化，仅仅在茶具式样或质地上有所变化。

另外，由于明人饮的是条形散茶，贮茶焙茶器具比唐、宋时显得更为重要[ 明代饮茶方式的沿革，最近的研究可参刘双：《明代饮茶方式的变革及名茶好尚》，《农业考古》2013年第2期。]。而饮茶之前，用水淋洗茶，又是明人饮茶所特有的，因此就饮茶全过程而言，当时所需的茶具，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列了二十余种：

高濂《遵生八笺》所见茶具

表中所列茶具，很多其实与烧水、泡茶、饮茶无大关系，如乌府、云屯、苦节君等，以至于被时人评为牵强之作。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就说：“吾朝”茶的“烹试之法”，“简便异常”，“宁特侈言乌府、云屯、苦节君、建成等目而已哉！”[ 陳植：《長物志校注》，南京：江蘇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对此，王玲先生有不同的认识，她认这是明代茶人在抱负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借茶表达愿望的体现，反映了茶人清节励志的积极精神，“竹炉叫‘苦节君’；盛茶具的都篮叫作‘若节君行省’；焙茶的笼子称作‘建成’；贮水的瓶子叫作‘云屯’，意谓将天地云霞贮于其中。茶人的良苦用心，可想而知。”[ 王玲：《中国茶文化》，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

正如姚国坤、胡小军编著的《中国茶具》一书中谈到的，明代茶具虽然在数量上有所精简，但是并不等于简陋，也有特定的要求，同样讲究章法、规格，注重质地，特别是新茶具的问世，以及茶具制成工艺的改进，和唐宋相比也有很大的进步[ 姚国坤、胡小军：《中国古代茶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刘双先生指出，明代饮茶器具的变化较为明显，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茶盏的变化，二是小茶壶的出现[ 刘双：《明代茶具革新探究》，《农业考古》2011年第5期。]。

不同于前代，明人用盏，以小为佳，尤喜白釉小盏，它直口尖底，成鸡心形，俗称“鸡心杯”，青花瓷茶盏也较为流行，许次纾《茶疏》中说：“其在今日，絶白为佳”，主要是由于茶汤颜色影响的结果。

至于茶壶，明代最为崇尚紫砂或者瓷制的小茶壶。明代文人对小茶壶的推崇是贯穿始终的。而且相比别的质地的小茶壶，明代更宠爱紫砂壶。是什么因使紫砂壶在我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得到这样的殊遇呢？除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它同时具备了物质和审美的功能。

首先，它的通透性和低传导性满足了茶人的功能需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紫砂壶符合文人的“茗赏”意趣。它丰富的色泽和可塑性满足了茶人的审美需要，紫砂泥素有“五色土”之称，色彩丰富，加工后的泥土又能随意造型、雕刻、绘画等，可以满足人们表情达意、以壶言志的情怀。表现在茶艺上，一方面仍崇尚自然、古朴，而同时又增加了唯美情绪，无论对茶茗、水品、茶器、茶寮，皆求美韵，不容一丝一毫败笔。这些思想深刻影响晚明茶艺，特别是制壶艺术。

十、茶馆的复兴与文人的社交生活

茶馆古称茶坊、茶肆、茶舍、茶房等，直到明末才有人称“茶馆”。一般认为，茶馆兴起于唐代，发展于两宋，兴盛于明清时期。可能基于材料的关系，学界对两宋和清代的茶馆论述较多，研究明代茶馆的成果相对较少。汪红亮先生《明代茶馆浅析》一文称得上是这个领域的概观式探索。作者指出，明代茶馆兴起于何时，无确切记载。目前所见，甚少有明前期茶馆的记载。直到明中期以后，各地茶馆的兴起才见之于文献。

茶馆作为一个公众消费事物，它的出现必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茶馆就是在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大发展和消费多元化的过程中应运而生。

按消费人群分，明代茶馆大致可分为大众茶馆和高端茶馆。既然是为了满足一般市民饮食和玩乐消费需求，大众茶馆的经营也就非常多元。明代高端茶馆的出现要比大众茶馆稍晚。易言之，明代茶馆发展，盖有两个方向：大众化和专业化。而明代大众茶馆的多姿多彩、高端茶馆的专业雅致，较前代是富有特色的。为何明代茶馆直到明代中期才出现呢？汪红亮先生认为，这有社会心态和茶文化发展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明代前期经济是小农经济，政治上严峻冷酷，全国的民众都被严格限制在固有的社会框架内，所以，根本没有茶馆兴起的经济政治基础。正统至成化时期，社会经济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城市趋向繁荣，社会观念由节俭转向奢靡，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控制也开始松懈甚至乏力。这本来是茶馆兴起的极好条件，但茶馆却没有在此时出现，而是在五六十年后的嘉靖中期才出现，因为还缺少另一个条件──社会心态的转变。直到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的“心学”兴起并风行后，人们开始注重自我内心的安适和精神享受的闲逸，开始追求文化品位，听书、看戏成为全民追捧的文化消费，这样，到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喝茶、玩乐便成为了一种社会需求。

除了社会心态之外，明代茶馆兴起较晚还与明代茶文化发展的特点有关。茶文化发展到明代，已主要转入精神层次的挖掘和阐发。所以，明初朱权在《茶谱序》将茶道定位于内心与上天对话的“修养之道”，在这种饮茶理念的指导下，大众茶馆很难兴起。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嗜茶的文人乐于参加私人举办的各种茶会，这种私人茶会因范围小，能与一帮相同意趣的朋友品茶论道，因而文人们乐此不疲。这些茶会实质上也延缓了高端茶馆出现的时间。不过，文人的茶会活动，促进了这些文人们对茶文化精神内涵的深层次理解。因而，嘉靖时期开始，文人们编、着茶书的风气开始兴盛，这又进一步促使了更多的人熟悉茶文化，了解茶文化，为茶文化走向市井奠定了基础。同时，文人们的茶会活动，又成为渴望文化消费、追求雅致生活的普通大众效仿的对象。喝茶不再仅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雅致的文化生活，但个体家庭又无法满足这种消费需求和文化追求，茶馆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在这两种因素影响下，明代茶馆虽出现时间较晚，但一经出现便展示出巨大的能量，迅速扩展至大江南北，并延续至清代，使清代成为中国古代茶馆的鼎盛时期。

徐林先生则思考茶馆的兴起对明代文人社交圈子的影响[ 徐林：《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生活》，《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他认为明代中期茶馆的兴起，固然与茶的商品化和时人尚茶之风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士人社会交往的频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扩大社交场所的需求。茶馆的兴盛突破了饮茶人“宜少不宜多”的传统观点，使得饮茶的活动更具有了世俗平常的味道。在人数众多的茶馆中，品茶已经不再是追求人生脱俗意境的寄托情怀的雅事，而是社会交游的媒介，茶馆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场地。

十一、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茶饮活动自中唐以来便成为了文人群体性、阶层性的普遍风尚。而伴随著文人饮茶风尚的发展，中国茶文化体系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立品格与内涵的“文人茶”文化模式。明代中后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思潮转变，“性灵说”与王阳明的心学的盛行，文人茶得以复兴，文人对茗茶情有独锺，他们既亲着茶书、别泉鉴水、创制茶具、精研茶艺；更将自身高超的审美感受力、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融入到日常茶事活动中，将茗事活动发展成为艺术活动，将茗事过程发展成为审美过程，使茶事具有高妙的审美价值和玄远的生命意味。简言之，文人茶重在表现自我，着意在茗事活动中展示自我心灵的姿态，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的最高层次。

透过以上的综述，可以了解到明代文人茶所关涉的领域是丰富而多面向的。前辈学者的一系列有关明代文人茶的研究，以文献资料为主线，辅以茶具与绘画艺术等材料，经过绵密的文化学研究，为我们树立了一系列的研究典范，铺陈出广阔而多层次的视野。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了解到，明代文人茶的探索之路多歧，幸赖前贤不畏繁赜，芟除芜杂，开出坦途，尤为值得垂意者，是吴智明先生的一系列研究，无疑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明代文人茶的研究，许多领域还有值得深化探索的空间。其荦荦大者，如茶艺精神的探索，学界对于明代文人茶的精神价值，仍缺乏一系统而全面的认识。

再者，茶文化研究讲究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明代茶文化的研究，其实存有一定的难度，研究者除了对茶文化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外，也要对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艺术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在研究方法上更应该借鉴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视野。

在具体的课题研究上，还有一些领域值得我们深究。例如，明代中晚期盛行的阳明心学，究竟对文人茶存在怎样的关系？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明代理学中人与政坛权贵两类人物，少有涉身于茶事；反而是以文苑、隐逸两途为尚。这是明代文人茶中特有的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其实从这个问题衍绎开来，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文人茶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盛行于晚明，江南地区许多文人亦参与这一思潮的研究与论述中，其于明代文人茶，带来怎样的影响，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课题。

还有一个“格局”的问题。到了晚明，由于文人生活格局的缩小，人生境界的降低，文人茶的意义渐沦纤弱。品茶一旦成为文人品位的自我标榜时，实际上已离开了茶清荡涤性灵的属性。将“雅”发挥到极致时，便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大雅变为大俗。雅俗之间，存乎茶人之一心。这方面讨论亦宜铺展开来[ 關於晚明文人茶的一些轉變，可參葛娟：《論明代文人茶飲審美取向的轉變》，《連雲港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3期；朱潔：《明清之際：文人茶事走向精美與精玫的重要時期──以明末清初名士張岱為例》，《農業考古》2011年第5期。兩文的僅為初步討論，尚有待深入研析文人茶風格局趨小的緣由。]。

毋庸置疑，当代乃中国茶文化的复兴的机遇，要探究茶文化的精神意蕴，则尤须对晚明茶文化再三致意。晚明茶文化的丰富而多面向的内涵，尤为当代构建中华茶艺之最重要思想和精神资源──这是因为明代品茗的方式、形制，乃至价值取向，与当代一脉相承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