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应书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浙江省成为沦陷区，浙江大学举校迁到贵州遵义县和湄潭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对推动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倡议下，成立了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并商定由贵州省政府出资，浙江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农业试验所湄潭实验茶场解决师资，地方上解决办学校舍。经数月筹备后，这所学校于1943年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贵州省历史上开办茶、蚕教学的第一所学校。

办学初期没有校舍，是租用湄江河对岸塔坪冯家祠堂作校舍的，一切因陋就简，于1943年秋季开始招收茶、蚕两科学生，虽然是面向全省招生，由于贵州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等诸多因素，生源主要来自湄潭县和各毗邻各县，因学校每月对学生有三斗米的生活补贴，吸引了不少家境困难的学生前来报考。我就是从湄潭中学退学后报考职校茶科的。

当时正值国难时期，办学条件非常差，除普通课有专职教师外，专业课全部由浙江大学和中农所湄潭茶叶试验场派出老师和科技人员兼任。只有简陋的教室和课桌，没有宿舍和食堂，学生到学校上课要步行两公里以上，午饭多以干粮充饥。除普通课有书本外，专业课没有现成的教材，全靠任课老师编写成讲稿，再刻蜡纸油印而成。老师待遇菲薄，只能勉强糊口。在这样艰难的环境条件下，老师们非常敬业，为培养学生付出了心血。绝大多数学生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学习，无论是在教师听课还是到实验场地学习，都非常努力。老师关爱学生和认真传授知识的精神感动了学生，学生克服困难勤奋学习的态度也感动了老师，尊师爱生在学校蔚然成风。

办学第二年，为了解决学校没有校舍的困难，上面拨来有限的建设经费，校址选在距离湄潭县2公里的土坝，这里前有湄江河，背靠打鼓坡茶园，河对面就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实习农场和蚕桑场。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学生学习。为了用有限的经费把学校建起来，邱壁光校长和老师带领学校男同学到距离校址10公里的湄水沟运木材，借湄水河和湄江河之便，把木材漂到校舍河边。同学们虽大多未成年，但对建新校舍都非常热情，在大家的努力下，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完成了运木任务。

新校舍经半年时间草草建成，全部是木架竹编坪小青瓦结构，教室和宿舍一楼一底，老师的宿舍和生活用房全部是木架平房。新校舍建起来后，学校扩招高农学生。因建设经费有限，宿舍只建了一栋，没有单人房，也没有双层床，只有大通铺，但同学们对这样的条件已经很满足了。学校为了减轻学生的生活负担，老师们带领同学在校舍周边的空地上种菜，基本解决了吃菜的问题。对我而言，吃饭这个大事情虽然解决了，但购置学习用品和简单的生活用品仍然难以解决。我9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带我们三姊妹生活得十分困难，再拿不出钱供读书，为了完成学业，在老师的关怀下，利用学习之余学刻油印，我放弃了星期天休息，给我们班上课的几位专业课老师刻印讲义，一天连刻带印可以完成两份，每份大概40页，可以得到刻印费4毛钱，一个星期天可以挣到8毛钱，这样一个月就有了3元钱的收入。在比较节省的情况下，这些钱解决了我的生活和学习的花销，支撑我读完了3年学业。

在三年的学习中，除课堂教学外，学校更注重实习课，在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上下功夫。各专业课都安排了实习，到春季采茶季节，茶科学生停课一个月到湄潭茶叶实验场的茶叶加工厂和茶山实习。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工人一起参加采茶，学习茶园管理和茶叶加工技术。3年下来，我们初步学到了采茶和茶园管理技术，红、绿茶的初、精制技术，还学会了龙井茶的加工工艺。除茶叶揉捻有手推揉茶机外，其他作业全部由手工操作，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炒茶时因锅温高，双手烫满了水泡，但同学们没有叫苦的，坚持完成生产任务。由于学校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以学以致用为目的，为同学们日后从事茶叶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年的学茶之路，我从一个对茶一无所知到有了一定知识和技能，除了自己刻苦努力学习外，老师们的关怀对我来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特别怀念我们班第一任班主任李联标老师，他治学严谨和平易近人，同学们至今都留有深刻的印象。我毕业时他已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在茶叶科学研究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我国著名的茶学家。他是我学茶的引路人，也是我立志从茶的恩师。

开黔茶研究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东南沿海被日寇占领，国民党中央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也相继迁渝。为了给战后的茶叶发展作准备，也为了推动大后方西南茶区提供技术支持，中农所决定在贵州建立茶叶科研基地。1939年春季，中农所派出李联标、叶之水两位先生到贵州选址。在安顺茶区考察数月后，正着手筹备在此建场时，浙江大学西迁到遵义和湄潭，李、叶两位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湄潭县也是贵州产茶县之一，把茶试场建在湄潭县能得到浙大的支持，更有利于开展科研工作。他们征得中农所同意后，辗转来到湄潭县，发现那里山青水秀民风淳朴，当地政府和人民都欢迎在湄潭建茶场，帮助解决办场的土地、用水等问题，经协商，决定将江西会馆万寿宫和河江寺腾出来作办公室、宿舍和加工厂，又将桐子坡、打鼓坡和校场地一带的土地低价出售给茶场。就这样，办场的基本条件得到了解决，经数月筹备，1939年秋天，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正式挂牌成立了。

茶场成立后，陆续从各地调进一批高素质科技人员，其中，第一任场长刘淦芝就是著名的昆虫学家，第二任场长李联标著名的茶学家，第三任场长林刚则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家，第9任场长朱原林是我国油桐专家，还有十几位资深的科技人员，他们培养了大批年轻的技术人员，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为茶叶科研工作提供了人才基础。

1940年开始建设桐子坡茶树品种园50亩，打鼓坡生产实验茶园500亩。试验基地的相继建立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时局动荡，不时有空袭威胁，生活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茶场员工只得节衣缩食，勉强为生。茶场办公室、宿舍、制茶厂都挤在不足1000平方米的祠堂寺庙里，茶场的科技人员和员工就是在这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生产工作的。尽管条件恶劣，生活艰辛，仍有一批爱国的科技人员努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李联标老师当时主持全国茶树品种资源研究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在这里新建起了全国茶树品种园，这是当时国内茶树品种资源最多的一个品种园，为我国茶树品种储备了宝贵的资源，也为开展品种特征特性实验研究、茶树无性繁殖和有性杂交研究提供了条件。解放后，湄潭茶科所选育的黔湄419、502、601等国家级良种，都是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经过有性杂交选育成功的。

在制茶研究方面，成功试制出工夫红茶和炒青绿茶，由此开创了贵州有工夫红茶和炒青绿茶的历史，一部分红绿茶经西南茶叶公司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科技人员参考西湖龙井的生产工艺，用湄潭苔茶柔嫩芽叶研制出能与西湖龙井媲美的湄潭龙井茶，玉露茶等名优茶，为贵州名茶增添了新品种。

在茶树植保研究工作方面，第一任场长刘淦艺博士主持的贵州茶树害虫调查课题，对贵州茶区的害虫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桐子坡茶树品种园建立起养虫室，对多种茶树害虫进行了生活史与生活习惯的研究，编写成《茶树害虫名录》，成为贵州茶树害虫研究的最早成果。

在茶树资源研究方面，对贵州野生大茶树和茶树的种质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1940年李联标和叶之水两位老师，徒步跋山涉水，寻找野生大茶树，他们在务川县老鹰山岩上发现了野生乔木大叶大茶树，主干高7米，叶大16cm×9cm，他们的这一发现不仅证实贵州是茶树的发源地，还对贵州以后野生大茶树的调查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6年湄潭实验茶场更名为桐茶试验场。出茶叶研究工作外，还开展了对油桐的研究，搜集到了国内一批优良的油桐品种，建立了对年桐、三年桐和千年桐三个品系的油桐品种园，还用有性杂交方法成功育成三年桐和千年桐的杂交后代，是我国油桐育种史上的新成果。遗憾的是这个新种没有应用到实际的生产中去。

三吨“湄江”过难关

“湄江茶”是1954年使任贵州省省长的周林同志为湄潭茶场生产的扁形茶命的名，此前叫湄江龙井茶，是抗日战争期间，湄潭试验茶场按杭州茶师传授的龙井茶炒制技术生产而成的。其外形扁直似龙井茶，故取名为湄江龙井茶。解放后，产量每年虽然不断增加，但年产最高也不过500公斤，其主要原因是湄江茶价格高出普通茶10倍以上，当时能花高价买龙井茶吃的人很少，因市场需求不旺，抑制了湄江茶的发展。

1960年正值我国困难时期，湄江茶场工人大量下放回家务农，茶园大面积荒芜，湄潭茶场永兴分场的职工从600多人减少到200人，其中，包括100个孤儿。由于劳力奇缺，茶园和制茶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茶场入不敷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正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省外贸传来消息：我场1959年送到广交会上展销的湄江茶被一外商看中，1960年要订货3吨。省外贸和我场签订了成交合同，每公斤售价60元人民币，这是比生产普通红、绿茶高出10倍的价格，3吨总价高达18万元。如果能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解决永兴分场200人全年的工资和生活费用，茶场将一举度过难关。场领导把这个任务主要交给永兴分厂完成，我当时任分场场长，下决心同全体工人一道，克服困难去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

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闯过两个难关，一是在春茶前期半个月内，完成12吨合格鲜叶的采摘任务；二是有了原料还要按时保质保量加工出来才能成为商品茶，而过这两大难关，就必须有大量劳动力可供使用。在困难面前，全场职工团结一心，全力以赴，白天在山上采茶，晚上投入制茶，既是采茶工，又是制茶工，由一个熟练师傅带10个学徒，边教，边生产。当时打炒茶灶都来不及，采用土法上马，筑土灶，挖灶坑，搞起了100个炒茶灶，规定每口灶一天要完成2公斤干茶任务。在学徒工多，熟练师傅少的情况下，全用手工炒制要完成这个任务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们没有畏缩，大家开动脑筋，大搞技术革新，通过短期反复试制，采用炒——烘——烘——炒的工艺，制出了有一定质量的湄江茶，经省外贸验收合格后，我们大胆投入生产，一下子把炒茶工效提高了一倍多，又减轻了炒茶工人的劳动强度。最终我们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3吨湄江茶的加工任务。这是湄江茶首次出口换汇，为黔茶争了荣誉，也帮助全场200多职工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牟应书，1928年生，贵州省绥阳县人，高级农艺师。

1946年毕业于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茶业专业，先后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桐茶试验场技术组班员、贵州省湄潭茶场队长、技术员、分场场长、高级农艺师、贵州省农业厅农垦农工商公司副经理、贵州省茶业品质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茶业学会理事等职。

退休后，受聘为印江自治县、普安县、罗甸县茶业技术顾问，并创办贵阳春秋事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