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想当将军的诗人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驴跟诗人，好像是一对天作之合的拍档。
除开特例，诗人的文气，跟高头大马的确不搭调，而驴，体格小巧，加上缓步而行的翩翩风度，就很相得益彰了。唐代郑棨说：“诗思在霸桥风雪中驴背上。”边走边比划，推好呢还是敲好，也只能骑驴——就中滋味，把驴和马都骑过的人会知道。
驴背平坦舒适，弱不禁风的小媳妇回娘家都可以安然坐着，是休闲，散漫且家常的。马骑乘起来，就正式且粗犷得多，要配鞍，否则颠死你；得经过训练，不然摔死你；还要身姿挺拔，被坚硬的马鞍逼迫着，在马上，人只能保持一种紧绷而待发的状态。连赏花那么优雅的事，骑马去就会变成一场盛会，一次游行，大张旗鼓的行动：“一日看尽长安花”、“踏花归来马蹄香。”都显得那么昂扬，快意。
驴性愚执，形容冥顽不灵者，会说“春风过驴耳”，诗人通常也有这种毛病，主观想法太多，不听劝谏，外表看着正常，不知道哪里，就有点儿偏执狂——不偏执，谁当诗人？
和马相处时间久了，是战友，是同志，风里雨里共进退，一个眼色，莫逆于心。驴则更像游伴，怎么相处融洽，私底里都有些小别扭，你想往东，他想往西，这时候你俩得好好地就地协商一下。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史蒂文生的《携驴旅行记》，那头大名“小温驯“的家伙。
驴跟马的区别，陆游是知道的，所以他很不高兴，简直不以为然极了。此身合是诗人末？剑门关下，陆洲不满地嘟哝着，这一生，才不乐意骑驴，才不爱当诗人！他想骑的是战马的卢，想做的是将军如卫青、霍去病。
他不是将军。连战士都算不上。八十四年的人生里，真正的军旅生涯只有一年多点，而且是文职，而且年纪真不小了。这一年的事情，他用足后半生来回忆和书写。
“衣上征尘杂酒尘，远游何处不销魂。”过剑门关这一年，陆游四十九岁，纵使养生有道，也是半衰之年了。五十而知天命，不该再发多余牢骚，再有无谓梦想。我们现在的人，刚刚毕业，走上社会，就已经被无数长辈和过来人谆谆教诲：别再做梦，现实一点，学聪明一点；别抱怨了，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青春，只是很短暂的一瞬，还没来得及准备，就又已经老了。或者说，你该是个成熟的成年人了。让二十岁的人，拥有五十岁的心，从来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
陆游所生活的，很不巧，就是个正在呼吁和，谐，稳定的时代。岳飞、秦侩已死，被皇帝生涯弄得心力交瘁的宋高宗退位，换了年轻气盛宋孝宗，上来雷厉风行，批秦侩，平反岳飞，启用老将张俊北伐，没几日，兵败如山倒，朝野仓皇。热腾腾的激情，最怕碰上兜头冷水，而且是如此大一瓢。主和派开始猛放马后炮，主战派必须有人为国耻负责。刚刚被皇帝爱才而赐进士出身的陆游，躬逢其盛，立刻又被免职了。“交结台谏，鼓唱是非，例说张浚用兵。”罪名说大不大，基本上属于派系间的打击报复，不久，被弄到夔州去当了通判。通判这个官位非常有意思，州郡长官的副职，协助处理事务，虽然只是八品官，却是由皇帝亲自委派的，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一切官员的情况，暗地里起着监察与制约地方官的作用。
可见皇帝此时，对陆游还是颇有回护。如果有志于官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只要站对队伍，抱对大腿。很可惜，陆游这个人，天生一根筋，好像磨坊里的那只驴子，给他一个悬在眼前的胡萝卜，能转个一生一世。
那根胡萝卜，就是岳飞也曾经执着过的：“靖康耻，犹未雪。”就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的家在汴梁，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风云突变，两岁时，金军攻陷汴梁，被母亲抱在怀里，随着乱军和呼号的流民，逃到江南。即使年纪幼小，他也是南渡之民，血液里有流亡的耻辱记忆，有故国三千里的不堪与思念。像火一样灼烈，像刀锋一样尖刻。无日可忘。
早慧孩子的志向，被长辈的哭泣与追忆敲打，长成了热血沸腾的青年。习文，学剑，钻研兵法……像将要脱弦的箭，直指前程。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前朝李贺的这两句诗，每次看到都只能嫉妒：少年啊少年！天才啊天才！叫我等大叔大婶情何以堪！不过李贺也有他的憋屈：因为老爸叫“李晋肃”，和“进士”两个字犯触，不能走科举道路。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反正是宗室子弟，
还愁这辈子没饭吃么？当然我这是庸人之见。不管何等身份，生下来就衔着金汤匙，锦衣玉食伺候大的公子王孙，最堂堂正正的出路，还是科举。说出去风光，站在朝堂上理直气壮。少年陆游，跟当年的李贺一样，义无反顾地栽在这个科举上了。
因为家世，早早就荫补为“登仕郎”，一个名义上的正九品。通往仕途最起始的阶梯，体制给予的小小鼓励。必须参加一次吏部的考核，才能正式授予官职。进临安城应试这年，陆游十六岁，首尝败绩。十九岁，像平常士人一样，去参加贡举考试，入闱，但在礼部又被涮了下来……
自从有了科举，科举就成了所有读书人最大的魔怔，像赌徒一样欲罢不能，也像赌徒那样，越失意，越不肯放弃。考场如赌局不可预测，碰对主考官的喜好，难度不下于猜对庄家骰子的点数，刚拿一手好牌，人家又出老千，总之，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事情。不管陆游到底缺了哪一门吧，反正他一蹉跎，就到了三十而立的关口。少年意气消磨尽，中年愁绪逼人来，对于平常人，三十岁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可对于陆游，年龄，恰是他一生中常常忘记的事情。
这一次，简直是场闹剧。他参加的是专门给现任官员和恩荫子弟准备的考试，文章深受主考官陈子茂的赏识，立刻选为第一。可是同场有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递话要让孙子当头名。陈子茂为难了半天，最后毅然把陆游放在了第一，秦埙第二。本来以为已经给足面子让够步，可惜他想错了——大人物的指示，能力不够没关系，心意第一要到，最恨的就是你讨价还价，还一分钱也是给大佬没脸，秦桧因而大怒，再一看陆游的卷子，满纸洋洋洒洒，力透纸背，写的都是如何光复国土，以及征税要从富人征起啊之类有违国策，有损安定团结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给点颜色看看，你以为自己是哪根葱！
陈子茂被革职，陆游因反对和议之罪，被取消殿设资格，好好的一个进士出身，又去乎若云浮了。
终于等到宋孝宗继位，秦桧也死了，新朝锐意图强，爱才如渴，把在野名声已经很响亮的陆游召来，一番应对后，龙颜大悦，直接赐进士，外放镇江府通判。镇江府，南宋对金军东部防线的重镇，向来被作为东线司令部。若干年后，宋宁宗时代，被委以北伐重任的辛弃疾，亦镇守此地。“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镇江，北固楼前，是志士们扫清胡尘，持戈报国的希望之地。
可见，朝廷这个委派，既有分寸，又寄托了对陆游的期望与信任。这时候，人心不是不振奋，君臣不是不相得的。
北伐事败，无力再战，不得不再次向金国求和，以太上皇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上风，陆游短暂免职后，被调到夔州，今天的重庆奉节，官职未有差别，却身在后方，离开了南宋军事力量的中心。我的理解是，这是宋孝宗在压力之下，所做的一次妥协，对主战派力量的保存。
事实也证明，此后，陆游仕途的起伏，屡次起用，旋又受抑，直观体现着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激烈斗争。
直到淳熙十三年，陆游又被起用，知严州军州事。再次上京面圣。这年，宋孝宗六十三岁，陆游六十一岁。离第一次君臣相对已经三十年了。当年都是意气风发，现在呢，两个发须斑白的老人。皇帝对陆游仍然满怀激情的纵论国是不置可否，只对他多年来的诗文成就大加赞赏，并谈起严州山水甚好，谆谆道：先生可多写诗。
陆游很失望。他在退隐的日子里，无一刻忘记过报国的雄心。而报效的对象，皇帝他本人，却已经这样地心灰意冷，既然如此，这样的面圣又有什么意义？我想，对于宋孝宗来说，这一次召见，只是他对于年轻时激情与理想的一次怀旧，对中兴大业的一次垂吊。朝野上下，举目之中，已经再也找不到可用之材，将军多老死，当年曾热烈拥护自己的主战派臣子们，在朝堂上默默腆着消极圆滑的肚子，面目模糊得已经不能看清谁和谁有什么区别。
只求中外无事，平安度日。三次北伐，无不失败，甚至只在准备阶段，便已夭折。人才凋零，内外掣肘，这一生的挫折感，皇帝的感触，其实要比忠心的臣子来得更深。
因此也就更趋向于现实主义。不要以为贵为天子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恰恰相反，当了皇帝，就不能再像正常人那样，哪怕有偶尔小小任性。
陆游是正常人，而且是诗人，所以他居然可以，至死都保持着一颗乐观的心，锲而不舍，信念不颓。
很可能，作为皇帝的宋孝宗，对于陆游的欣赏，也是带着羡慕的——他是泥潭般现实里，奇迹般未曾磨灭的一缕理想之光。虽然已经用不上了，可存在着，总能给心情带来一点安慰。
二 提刀独立顾八荒
陆游骑驴进入剑门关，后面跟着全家老小的车队，浩浩荡荡，雨雪交加，心头止不住懊恼，一路上奋笔作诗词无数。剑门天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当年经过，咋舌高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陆游可没这个感叹的兴致，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回头望去，只有关山重重，不见一个故人。南郑，他的嘴里噙着这个地名，却始终不忍吐出，那个地方，那些人，以后，大概再也不会见到了。
风流云散，曾是一生最踌躇满志的时光，这辈子所遇最投契莫逆的伙伴……不，应该说，是我的战友，袍泽，与兄弟。
王炎，这个名字应该被记住。他是确确实实最赏识陆游的人，可能也是陆游曾经最信任的主帅，但是，就像开玩笑一样，历史慢慢湮没了他所有的雄心和努力，多年经营，化为春梦泡影，一切，发生在1172年那个秋天。
王炎，河南安阳人，才干过人，以坚忍与实干精神，深得皇帝信任。数年之间，便成了国家重臣，朝野瞩目。当朝廷里主战主和以及中间派们仍在争辩不休时，王炎已经挽起袖子，一头扎到四川，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了。
将帅帐移至汉中南郑，因为离前线更近。组建武装，完全不拘一格，不仅地方上的“义军”，连契丹、女真族的流民也收编不误，并专门以这些剽悍的外族人组成了战斗分队。众所周知，两宋的武装力量，向来是官兵不如自卫队，地方武装又不及胡人及胡化汉人勇猛善战。唯一麻烦的是，难以统管，而王炎恰恰是个擅长统领与招延的人。广募人才，他的帐下，集中了南宋的一时俊彦，多半是海内名士。包括陆游在内，亲自发信邀请，恳商军国大计，对这些怀才不遇的士人，王炎给予充分信任，他们当然也倾心相报。
虽然是文职，却穿上了军装，持长剑骑快马，巡游于边境，勘察地形也好，处理军务也好，冒险中总带着快意；闲时结伴入山打猎，呼喝声与笑声震落树叶。“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多少文人梦中的境界，终于出现了。于是，豪情万丈，几乎不思故乡。
结果，秋天到的时候，诏书亦到，改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王炎离职进京待命，第二年索性被彻底免职，请回老家。原幕府成员四散如星，被分别调至各处，陆游亦被调至成都。也就是这次骑驴入剑门的原因。
原谅我详细地记述这件事情，否则就无法传达陆游的郁闷之情。这是他离理想最近的一次，也是幻灭来得最突然的一次。
关于王炎的意外被削职，回想起来，大概也在意料之中。陆游心里应该有数，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王朝的家族遗传病又犯了，或者说是代代难以摆脱，连外族入侵都不能与之抗衡的梦魇：武将跋扈，拥兵自重。岳飞当年就栽倒在这里。所谓莫须有，难道不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么？
而在南郑，在军中大帐，一个实干与礼贤下士的主帅，一群狂放的文士幕僚，难得的理想与行动力相携，从陆游的回忆诗词来看，完全就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否会有一些事，有一些话，因为过于热烈，而显得不太合时宜，甚至，招忌？
这当然只是猜测。新的宣抚使虞允文，和王炎是老对头，历来不和，仅从这种人事安排，朝廷的心迹便已可窥。多言无益。后来，陆游把在南郑写下的诗词大半都藏起来，藏着藏着，竟然藏丢了。
中国古代的文人，都很会藏东西，藏心事，极端的像向秀作《思旧赋》，拉拉扯扯刚写到正题，就嘎然而止了。藏的结果，便是怨。孔子教导后生曰：“大家都来学诗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结交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能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这一大串诗的效用里，“怨”和“远之事君”，是被后辈们用得最熟练最出色的。陆游在剑门关下，就有这样一首怨词：
《清商怨》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词面很好解，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词。上片写我，漂泊的游子，雪后初晴的江边，惨白如病的夕阳里独饮闷酒，在山边驿站里，胡乱地睡去。下片写她，家里的思妇，像织回文锦的苏若兰那样坚贞而多情，辗转反侧，为回忆和思念所苦，在梦中重温过去的欢乐，却又要面对梦醒时分。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没什么新意，只是简练干净，既深沉朴素，又痴情宛转。行家出手，就知有没有。陆游是诗坛巨纛，从数量到质量，其词都不及诗的成就光芒万丈。于他，写词的的确确就是“诗余”，诗之余兴，这阕《清商怨》，体格是词，细品时，却有唐人诗意。
清寂，而寥阔，让这样私人范畴的情感，变得堂堂正正，有怨怅，却又光风霁月。问题在于，陆游这次是带着家小的，游子在，思妇也在，打出这闺怨旗号，又为谁呢？
必有所托，借闺怨以抒其志耳。用男女之情喻君臣际遇，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传统，经过深度包装的，委婉的表达方式，将为难、尴尬，甚至冷硬残酷的东西，包裹起来，层层绮丽的细布轻纱，就可以用肉质的心去贴近去摩挲了。也容易被怨怅的对象接受：谁会讨厌曼妙女子的轻嗔薄怨和情深款款呢？
比如，想跟主考官打听，俺这次有没可能入围，直接跑上门去问，会连人带礼物一起踢将出来吧！聪明人就写一首诗递进去：“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好生优雅得体，又娇俏识趣，再倔冷的主考官，也会心一笑。大家都觉得怀才不遇，这事儿太普遍啦，孟浩然上来就直捅捅：“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惹得“明主”大为恼火，行啊，朕就把你弃置了又怎么着？朋友们也不高兴，怎么说话的这人？把我们都当势利眼？
到了陆游这个年代，文人们都已经非常聪明，尤其词曲流行，从民间到案头，体裁特别适合抒发日常不能明言的心事：鬼鬼祟祟的一段地下情，人际中的一次冤屈，政坛一次风波，我想升职，为啥不给我升职，皇上看我顺眼，皇上看我不顺眼……等等。
陆游想表达的，就是离开南郑后，对朝廷的失望，忠而见谤的悲郁，还有际遇难逢的愁苦。游子和思妇都是他，一个是身体在外的漂泊，一个是心灵内在的坚守。游子与思妇的叹息，如风起青萍之末，把人生吹得波澜壮阔。
此时的心情是最低落的，一直到了成都，稍有好转。陆游在四川制置使，掌管边防军务的范成大门下，做一个参议官的闲职。成都多好啊，到处都是战火，这里仍然人民安逸，吃吃喝喝，赏花讲古，五十岁的人，可以养老了。
但陆游浑身不得劲，着急，心里头无着无落的，只好继续猛写诗词，很搞笑吧？这家伙作诗最勤的时候，总是最不乐意当诗人的时候。
《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
“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门俊游谁记。
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纵有楚柂吴樯，知何时东逝。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
头上新添白发，平生壮志成虚，又远离家乡，于是很消沉，豪气都没有了，当年意气相投的朋友更没了。你以为作者总算识趣，不痴想不折腾了？才不，下半阕就露了马脚，完全不是闲居的心态啊！世人都说成都好，他偏觉得，繁华有什么好啊，闲适有什么好啊！被重重的心事拖累着，还不如回老家归隐呢——拜托，你现在这个状态，跟归隐有什么区别？说到底，这年头，嘴里嘀咕着“归隐”的人，都是在赌气罢了，小发泄下对现实的不满，假隐士，真愤青才对。
词是呈给范成大的，范大人当然看得懂，这种嚷嚷归隐的把戏，他也玩过。身份地位不同，关于时政的郁闷，却是相通的。陆游跟范成大关系不错，虽然是上下级，却俨然诗酒之交。很多话就不那么避讳了，言行也不那么谨慎。比如这首词，如果换种眼光来读，难道不是在抱怨长官对自己不重视，暗讽长官身为朝廷重臣却无作为吗？
好在范成大不是一般的官僚。他没什么，陆游的同事们，看在眼里却很不爽了。逮到机会就痛心疾首地打报告，说陆游放肆无礼，纵酒颓放，云云。
积极维护尊卑秩序的，往往是秩序里的小人物。他们之痛恨不守规矩的人，愤怒之情胜过被冒犯的尊长本人。像陆游这样的人，就特别碍眼，因为，你的特立独行，放纵飞扬，虽然与他们无涉，却是在明显地嘲笑着他们的立身信念，当他们发现，自己觉得无比宝贵的生存智慧，原来在别人那里，可以轻而易举被摒弃——最气人的是，竟然也没什么不良后果。那么，那些谨小慎微，赔过的笑脸，付出的自我贬仰……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像陆游这样的，如果过得很差，还会得几声同情，但如果总在眼前安逸地晃来晃去，人家就会很盼望他倒霉了。
这也可以称之为“主流”的尊严与脆弱。因为只有汇聚为主流，才能获得信心。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人与人，只有地位身份的区别。他们看不见个体灵魂的美，掂不出人格的重量。
所以，陆游其实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在日常中，都会是很讨厌的角色。尽管他也曾为小小的官职，为了找点俸禄养家，措词哀苦地去求人，可一调过头来，喝了几口酒，就开始抓狂：“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浮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多么壮烈孤绝的形象，出现在一个半老的小官员身上，可是一点都不觉得突兀，作为读者，我们知道，是陆游的话，没关系的，他有这个底气。越受困于现实，他的理想之火就烧得越灼烈。也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什么陆游作词数量不及诗之十一，作为文体的词，虽然也可豪放派，但还是太含蓄，太宛转了，哪有诗，尤其古风来得痛快淋漓？
陆游后来干脆自号放翁，并大言道：一树梅花一放翁。这种人，卑琐小人都能轻易让他绊上一跤，拍掌看他的笑话。但是，想听到他认输，很难。除非他自己，向命运举手投降。
三 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一代爱国志士，终于僵卧孤村不自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的悲痛，是整个南宋所有有志之士的悲痛。后人论及，往往会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义，归咎于天子昏庸无能。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打将回去，还我河山？历史没有如果，但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实中，寻找一些必然与偶然交错的原因。
都知道，军事力量，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高峰，却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跟强汉盛唐比起来，是够丢人的。但北宋建国，本来就先天不良，承接的是五代十国民族大混战的乱摊子，名义上统一，实际分裂成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宋实际所能控制的范围，仅在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等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
比起盘旋关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对于皇帝宝座，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于是拼命地把兵权抓在手里。一开始就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建立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武将地位一再压低，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的同时，武将素质却每况愈下，终至于，战事起时，举国无堪用之将才。
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兵不堪用。高度集权中央的用兵制度。兵将分离，文官带兵，减少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却也“将无常师，兵无常帅”，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于是采取人海战术，以数量来弥补质量不足。
宋朝的军队其实很庞大，军备投资，是国家财政的重头消耗，北宋前期，每年的军费开支即已超过财政支付能力。不得不鼓励军队经商，结果官兵武艺更加废弛，只好再扩充军队。最高峰时全国军队一百二十万，受天子直辖的禁军就占了八十万，都用于拱卫京师，弹压地方，一旦有战事，根本不受将帅调派。南宋时岳飞之所以战绩辉煌，就是靠了亲手建立训练的“岳家军”。成绩出来，朝廷的猜忌也跟着来了。
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尚武成风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什么的，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每年向辽、西夏交岁币也就罢了，还要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按月发饷。实在很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好像大宋朝长年喂养着的一只巨大白象。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么？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起致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就胜少败多，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去买马。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战，一打战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就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和议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才恨得要命——恨其左倾冒进，回头害得大家全体完蛋。保守成分有之，非说是投降主义，还真冤枉了。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起源于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平时民间，只得有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宋时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所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可想而知了。
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到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
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就不需要具体说了。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始作俑者，都只能有一个黯然无言的悲凉结局。
熙宁九年，推行新法六年后，55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的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类无常小人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灵敏，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不过三十二岁。
于是心灰意冷，激流勇退。其实不退也不能。仍然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爱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及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
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辨，厉声高呼：“天变不自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人，心里有一团烈火，烤焦了着自己不在乎，烧到了别人，那也只好说声抱歉，谁叫你在他的理想前面挡路。比如说苏轼，王安石是那么欣赏他，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有如此人物。”当苏轼一再上书反对新法时，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清除障碍，对神宗皇帝道：“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
对于变革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反对者众，而是反对者中，有亲朋好友，有向来推重欣赏的人，你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爱自己的，却还要面对他们的反对与质问。一万个敌人的仇视，痛不过一位朋友的误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
想到这一点，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称号，想到江宁山间，骑驴而蹒蹒独行的那位老人瘦小身影，才更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凉。战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如陆游，人们都赞赏他的报国心和勇气。和平年代，同样怀抱富国强兵理想行动着的人们，却被指责与猜疑包围。历来都是如此，这与和平时期无英雄是一样的，不是没有，而是，人们并不需要。
秦汉以来，特别宋以降，在大一统的国家背景下，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转，但也必然带来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更加害怕变革，害怕创新，因为有革新，就会触动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至于那些本无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层人民，已经过于稀少的生活资源，承受不了变革的阵痛，宁做稳定的奴才，也不愿冒险去做变革的主人。变成固步自封的老大帝国，在北宋的风流世代，已经能看到不祥的阴影。终于到近代，等来了一个被外力强行打破，付出屈辱代价才能重组、新生的结局。
但是变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惨痛代价，在理想与热情的包围下，还是抱有一线希望。退居江宁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间游走，说是纵情山水，猜想起来，还是一为驱闷，二来，也不无对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渔家傲》：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
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这是元宵过后，满城彩灯收起，开始出城探春。江南的春天来得早，和京城大大不同，此时已经是满山花烂漫。
王安石平时的行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园”，离城七里，离钟山七里，如果入城，就坐只小船，但大部分时间，是去爬爬山，到寺里与和尚谈谈经什么的。这次，他听说山西侧洊亭的春水初涨，便想过去瞧瞧。款段，本来是行动迟缓的驽马，然而，王安石用来说他骑的那头驴。刚退居的时候，神宗皇帝曾赐给他一匹马，但是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写诗以记之，《马毙》：“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诗中颇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闲，马是无福再骑了，就弄只驴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这也可以看出宋代马匹稀少，平时出入骑马，是很特别的待遇。当然官员上朝，按规定必须要骑马，以示尊重。而主动骑驴，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间，接受平民况味的生活。王安石现在就把自己当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云深路滑，想找个游伴。游伴能有谁呢？很难说，也许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画家之流。李公麟当时也就在昭文寺。但也许，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假想。
最后我估计游伴也是没找到，因为跑到僧房内自个儿睡下了。僧室的清寂，与外面千山万壑的春暖花开，形成视觉上强烈对比。让人有一种欲静而不得静，欲闲又不得闲的奇妙预感。果然，他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竟然被松涛声惊醒了。松涛声在门外，一声比一声急切，如有人吹着悲郁的笛管。这时，窗边已映上西沉落日，如果是心底无事的快活人，此时该出门观赏山间暮色吧，那也是很美的啊。但王安石只是觉得失望：让我多睡一会儿也好啊……
虽说人老来嗜睡，可怎么看王安石，非行即卧，走得累极了，就随便靠在树上睡着了，实在不能算正常。那是有太多的郁结，行不能散，再以睡忘之。北宋诸公，一直最喜欢的是王安石，那样的心性，那样的执着与刚硬，明知道是不对的，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可就是爱他，包括了传说中他的不近人情。所以，每每读到江宁隐居时，那些故作开怀的诗词，就不由得替古人操心。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几乎都要被他瞒过去了，可是，“看余度石桥”的一个看字，露了马脚，如果真是那么出尘那么潇洒，你要人家“看”你作甚？这样细一琢磨，心里真是伤痛。而且完全无法对人说。大概也只有那头长年陪伴的驴子，听过这老人无数的叹息吧。
四 一人有一个梦想
一年又一年，山花开落，岁月悠长。山外，却是急风骇浪，谁在步步进逼，谁又在釜底抽薪。
1085年，宋神宗赵顼驾崩，仅十岁的第六子赵煦继位，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听政下，开始了皇帝生涯。高氏很出色，精明能干而严谨守礼。女人执政，尤其后宫听政，往往政策上会趋向守旧。高氏立刻起用另一位顽固守旧派司马光，向新党新政开刀。所有变法措施，一一罢除，雷厉风行，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
山中的王安石，亦垂垂老矣，多年修身养性，早有心理准备，听到消息，夷然不以为意。直到“免役法”也被废止，才愕然失声：“亦罢及此乎？”徘徊良久，终于忍不住长叹了：“此法终不可罢也。”
朝中的司马光，闲居十五年，今日重新主持朝政，也已风烛残年，只恨苍天不给自己多些时间，能把王安石的痕迹清除得更干净。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新法，统统删除。这对当年好友，今日宿敌，在政治上做了最彻底的绝裂与对抗。
所有的争斗，被时间来收拾。一年后的夏与秋，两人分头去世，享年67和65。司马光尚年长两岁。
高氏的清除行动，仍在继续。连变法期间，从西夏夺得的千里土地，亦交还西夏，以免动刀兵。于是内外升平，其乐洋洋，史称元祐之治。连辽、西夏亦称颂“女中尧舜”之名。唯一可惜的，对孙子赵煦及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太过严厉，弄得小孩子很憋屈，起了逆反心理，对祖母暗中怀恨，一腔少年心，都投入到对老爸宋神宗的怀想崇拜中了。终于熬到老祖母被死亡带走的那天，开始亲政的哲宗皇帝，立刻召回新党人士，八年流放时光，把他们个个变得形销骨立，神色阴冷，像从瘴雨蛮烟中回来的怨灵。
有了太后，皇帝的亲自率领，北宋自此陷入党争泥坑。元丰党人，元祐党人，互诟对方为小人。君子争原则，小人不过争名利，争意气而已。虽然起源于熙宁变法，实际上，谁都已经把变法的事给忘了。
只有一个人，在混乱中显示出了卓尔不群的风姿，或者说，不合适宜的傻瓜天赋。此人就是苏轼。党争中最倒霉的就是他。新党当政，旧党上台，都惨遭打压。
原因很简单，他不站队伍，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结果，人人当他站错队伍。这次司马光废除的“免役法”，多年前，苏轼本人也是反对的，并且是力争，弄得王安石怒目。外放各地当地方官，转了十几年回来，他又改变想法了。说哎呀，那时候我偏见太深，太浅薄啦，仔细想想，这个免役法，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于是站在朝堂上反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你只想着打击报复，根本不管是非了吗？这次，司马光也怒目相向了，两人辩论多日，司马光可是大宋朝第一的认死理——哪里辨得过他，苏学士只得悻悻：什么司马光，你改叫司马牛好了。
可惜，这些笑话，大概也传不到病榻上王安石的耳里了，否则，或许还可让老人苦涩一笑。如果还有力气，还有心情，与那“司马牛”当面辩论，不知是否会扭打起来，好像今天某些国家的议会一样？两个白发老头，滚来滚去，那可真是有的搞笑了。
大概是不可能。“司马牛”和“拗相公”，一世之英，都不为私利，只为政见，依然斗到你死我活，政治的残酷，在于伤及灵魂，把人变得不再像他自己，虽贤者不免。有几个人能像苏轼那样单纯，在恶劣的环境中还开着没心没肺的玩笑，是需要极其坦荡与问心无愧的。
苏轼的单纯，还在于他经常占着聪明，去口头刻薄别人，他完全坏在一张嘴上，玩笑就罢了，还总讲真心话，不分时间场合脸色。所以我怀疑，他一生这样倒霉，但到底得罪的是谁，敌人在哪里，估计到死他也弄不明白。
但是大部分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单纯，我们很精明，会站队伍，会说应时应景的话，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可再三防备，也未必谅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得罪过谁，谁是潜伏在路上的敌人。我们自以为看得清楚的，总会被时间证明，是一团糨糊，我们的奋斗，不过是终生与大家一起捣糨糊。所以，我认为，退而求其次，知道谁是自己的朋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一个人的能力，看他的敌人，一个人的品性，得看他的朋友。你看，那么糊涂的苏轼，至少在选择朋友上，是幸运的。
被王安石的新政，赶出京城，一下子就是十几年，还遇上了天降横祸的“乌台诗案”。说他用诗文谤讪新政。当然这种事苏轼是干过，可来得如此气势汹汹，必欲杀之而后快，完全是政治阴谋。李定、舒亶，主持此事的两名新进变法人士，年富力强，雄心勃勃，钻研数月，一心借苏轼将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连同司马光，范镇等人斩草除根。
如果不是神宗也觉得有些罪名罗织得搞笑，加上以太皇太后为首的保苏派大力求情，苏轼这条命，连同那根滑稽的舌头，可真要断送了。
在保苏派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就是隐居山间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后，他连夜派人驰书，直送皇城，请求道：“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抛弃政见，只为公道，只为惜才，这才是王安石所以为王安石。关于人的划分，并不在于阵营。
四年多以后，1084年夏天的某一日，半山园中，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此人正当盛年，体硕微丰，言笑朗朗，却正是刚从黄州谪居地回来的苏轼。
苏轼，此时可称其为东坡先生了——因为带着家小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才自号为东坡。他此行是接到神宗皇帝手诏，移官河南汝州。皇帝说念苏轼黜居思过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人材难得，可以拿出来将功补罪了。虽然官职微小且无实权，但从偏远的湖北，调到了京城门口，着实是个好兆头。大概，也预示着朝廷的新动作，对新旧两派人士的重新评估和使用。
东坡先生接旨当然要带着全家老小再次开路，可是他并没有直奔汝州，湖北到河南是向西北方向，他却沿着长江绕圈，硬是跑到了东南的江苏境内，还跑到了王安石的家里。
东坡先生一生做事单纯，但此举殊不可解。后来在路上奔波，幼子还染病死了，全家恸哭，上书朝廷，备说种种饥寒苦楚，实在是举家无力再行，请求就近到常州去居住。神宗皇帝竟然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琢磨，东坡先生大概是终于长了点惊弓之鸟的政治智慧，发现皇帝这次，根本就是不怀好意。变法人士在耀武扬威，守旧派中坚分子司马光等在蛰伏，把自己拉出来，放在中间显眼地带是干什么？不会平白地，又当了炮灰吧？圣意难测，京城那是非之地，还是能躲一时是一时吧。
于是想出了这么个拖延的主意。去见王安石，一个可能是表示感谢；还有的确好奇，这个政治大对头是怎样的人；再呢，就是想探探风声，现在局势到底怎么样啊?
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黄州的历练。东坡先生已经不是逮谁都讲真心话了。信任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怕连累别人。乌台诗案中，仅因收到他一首赠诗就跟着获罪的朋友也有的啊。
别人不可见，不敢见，但王安石不妨去见。王安石此时以老宰辅之身退居山林，正该避嫌，不与朝中人多加往来，却也欣然见了苏东坡。而不考虑大家都身份尴尬，处境微妙。我想，除了两人的确有互相的“致命吸引力”，还是因为，对于彼此的品性，和智商，都有一个确信不疑的保证。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有很多传言。尤其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最为活灵活现。
说两人纵谈国家大事，东坡力劝荆公为国仗义直言，“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荆公则说我管不了，不敢管了，比划着两只手指说：“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然后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今天的话，你个大嘴巴可别跟人乱说啊！
既然如此，邵氏又怎么知道的呢？还绘声绘色得好像现场版。其实以两人当时处境，都不可能明目张胆议论国是，王安石自不必说，东坡再直率，也不会无起码的政治涵养——他还是以言获罪，此行尚不知是祸是福。
最搞笑的是“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这种八婆式又要说又怕负责对话风格，就算“天命不足畏”的王安石，能急速退化，怯懦委琐到这个地步，但对于邵氏极力褒扬的东坡先生，难道就不是种侮辱么？王安石不可能对人说，私房话被如此详细地传出来，嫌疑人可只有东坡先生了，原来他也是个不守信没担当的八婆！
邵伯温这个人，特别憎恨王安石，认为北宋之乱亡，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邵氏闻见录》，基本上就是变法人士丑行录。当一个文人把偏见变成目标，把文字变成棍子，就只该去写三流小说了。
吕惠卿这几年并不受神宗信任，扔在外面当地方官，说为祸国家，他也没能量。王安石怎么会蠢到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这里如此渲染，只是暗示王安石有把柄在吕惠卿手中——什么把柄心虚至此？看官自己想去吧！
文人这支笔真是……但小儒与大儒之区别，在此也就一目了然了。
偏偏世人最吃这套，只要先认定了忠奸，剩下的事不过是重复与渲染了。白粉胭脂，视好恶一层层涂上去，好的就好到无以复加，坏的就坏到十恶不赦。总是多锦上添花，与落井下石，而少见雪中送炭，临溺援手，真正的原因，未必是人心如何坏，而是因为，大家都是平常人，有点八卦，讲究合群，所以人云亦云，众口烁金，还只当是非分明。
事实上，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也就是谈诗文论佛理而已。苏轼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谁都能交朋友，有话说。即便如此，一个智慧的头脑，总是希望能与另一个智慧的头脑相遇，那种共鸣与碰撞，非友情二字可以全部包容。如果旗鼓相当，敌手间也会互相敬重。
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结果是互相大为倾倒。别后，东坡去信：“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王荆公学识深厚，不是虚言。荆公对东坡之才更是早就爱惜有加。
交谈中，王安石建议苏轼不如干脆也在附近买田求舍，抛开政坛是非，做个逍遥人。但苏轼婉拒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劝与拒，都有相当的理由。王安石性虽执拗，却是明白世态人心的“野狐精”，深知仕途险恶，劝苏轼早日归隐，出于惜才。苏轼年富力强，天性喜爱热闹，虽然好容易吃一亏长一智，但叫他放下一切，却也很难下定决心。何况，一新党领袖，一旧党名人，抱团儿住到了一起，王安石是无所谓，但他自己，恐怕也难以向司马光等一众朋友交待。而他其后在相距并不远的常州，真的买了田地，大概就是个折中的方案。
还有一个我想当然的原因，苏轼虽然很欣赏王安石骑驴的卓绝形象，“骑驴渺渺入荒陂”，那种清寂，高古，他自己，却是不太乐意的。
苏轼与驴的确不相投缘。他喜欢骑的是马，连在黄州那样艰苦的日子，还弄到了一匹马骑，估计是做知州的好友送他的。在困境中，他当然也能夷然自守，可表现形式与王安石的静默完全不一样。他聚众喝酒，偷宰耕牛，喝得大醉，半夜里爬城墙，还自己在家里酿酒，酿出来的液体，自我吹嘘是很好喝，但所有喝过的人都疯狂地拉肚子。
这种人，哪怕一时间被整得噤若寒蝉，但稍不留神，他就又大开大阖起来，没有什么能约束他飞扬活泼的天性，没有什么打击能让他失去纯真与顽心。他当然会嫌骑小毛驴来得不够爽利。而且东坡先生还是个高大的、胖子。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前有小序：“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
他的寄情山水，和王安石就很不一样，他是真豁达，真的苦中作乐，乐到忘了苦，并且得意忘形起来。
话说，物似主人形。如此春夜，如此河山，马儿也禁不住想要踏水，飞奔，尽情享受这清新温暖的晚风。但做主人的，反而沉静了，主要是喝多了，不好酒醉驾驶。而且，他不想让那满溪的明月光，被马蹄踏破。这是醉后的诗性，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于是，他睡着了，直到被鸟儿叫醒。你知道，这将又迎来一个无比美好的清晨。和荆公总是在黄昏时无奈地醒来，真是完全不一样。
于是，读者也跟着高兴起来。苏轼的词，很多时候，的确像一匹骄傲而快活的马儿，带着你的心灵，情不自禁地奔跑，迎风长啸。
王安石与苏轼别后的第二年，时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神宗皇帝急病去世，守旧派翻身上台。苏轼亦青云直上，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谁也想不到，就在不远处，更残酷的流放在等着他，更蛮荒而美丽的土地，在为他盛开荆棘中的花朵。
同时，在江宁的王安石，将半山园捐给佛寺，自己搬到秦淮河边一民房居住，并安静地病死在那里。
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谁的尘埃落定，谁的风云再起，在史册里都不过几页纸。唯一不变的，是这莽莽大地，眼前万里河山。那些致力于让河山更美的人，历史怎么说也没关系，大地会有记忆。
多少年后，有一个叫梁启超的人，在他的书里，热情地赞扬陆游与王安石。关于陆游：“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关于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并说，“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唯有英国的克伦威尔可以相比。
都是基于时代的有感而发，痛感老大帝国之病弱难医，抱残守缺，陆游的尚武精神与爱国心，王安石变法的魄力，在他看来，正是国人最缺少，国家最急迫需要的，是强国之根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时里，他的呼声都在回响。
另一个叫林语堂的人，则很讨厌王安石，但超级崇拜东坡先生，“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
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
这也很有道理，简直说到人心坎上去了。东坡先生就是这样的好啊，好到你一想到他，就忍不住微笑。
在我看来，其实他们，都很好，都是仰之弥高，近看却渐生亲切的可爱人物，我还相信，殊途同归，有一天，在地下相遇，他们会真正的比邻而居，谈天说笑共饮共醉——司马牛与拗相公也绝对能够重新成为朋友。
像我这种小小百姓，既无才亦无德，理想就很简单：骑马也好，骑驴也好，步行也可，有车开也不错，我只想大路平坦，桥梁巩固，平静美丽的山河，能让我自由地旅行。所见都是人们坦荡的笑脸，而不是痛苦和忍耐，因为那会让我的心情也变坏——完全够了。
（注；吕惠卿的评价有问题。人言可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