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吴语是中原人从北方带来的？

江南吴语是中原人从北方带来的？

郑子宁

2015-09-01 16:10 来自 私家历史

字号

蒋月泉、苏似荫《骗上辕门》。苏州评弹是吴语曲艺的代表，受众广泛。(01:58)

中国方言众多，但是各方言的使用人口却千差万别。官话的使用人口数高达8亿以上，覆盖中国整个北方和西南地区，位居第一。而东南地区的方言一般只占一省之地，龟缩一隅。在这些东南部的方言中，以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分布的吴语使用者数量最多，达到7000万人以上。

由于现代吴语的分布地区大致在长江南侧，与江北的江淮官话划江而治，正应合曹丕所谓“天设长江所以限南北”的老说法。因此吴语在本地被认作江南话，以区分于被称作江北话的各类江淮官话。在老一辈吴语人眼中，语言上的分隔远比地理上的更为重要，南京和镇江虽然地理上地处江南，但是由于说江淮官话，因此南京人和镇江人也是“江北人”的一员。

众所周知，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这样的一个地方居然说着一种和全国主流迥异的方言，可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么，这种行之于江南的方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吴语分布图

变越为汉

汉语是一种发源于北方的语言。整个夏商时期，中国历史都是围绕着今天的河南、山西和河北南部、陕西东部和山东西部的中原地区转。江南地区在那时属于遥远的边鄙，不入中原人的法眼。而当时江南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人群。

称“百”，自然是说明这个族群的多样性。不同的百越部落，其文化、发展状态都千差万别，其中今天浙江的一支百越发展较快，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架构。这也就是后来的“越国”。

        

文身至今在不少南方民族中仍很常见

根据一般的历史记载，越国是个夏朝时就存在的古国，到战国被楚国灭掉时已经经历了1600年，可说是一个极为长寿的小国。这个长寿小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则是在其北面的吴国。

吴国在周朝时自称自己祖宗是为了让位从陕西北来的周朝宗室成员泰伯，故事虽然非常吸引人但却令人疑窦丛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泰伯从陕西安全地跨越整个中原，并落脚江南，还成为当地部族领袖实在不是件能轻易办到的事。泰伯奔吴之说很可能是后来的吴国王室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冒领的一个祖宗。这种冒认北方贵胄祖宗的戏法在吴语区乃至整个南方后来还将不断上演。

当时的吴越地区说的什么语言以现有的资料并不能完全复原。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吴越王室说汉语似乎都相当流利，和中原诸国交流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困难。吴国的延陵季子更是饱受中原饱学之士的赞誉。

如此说来，当时吴越的民众已经在说汉语了？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越绝书》中有一篇叫做《维甲令》的记录，大致意思是越王勾践督促越国民众厉兵秣马，准备迎战，全文引用如下：

维甲者 治甲系断 修内矛者 赤鸡稽繇也 越人谓人铩也 方舟航买仪尘者 越人往如江也 治须虑者 越人谓船为须虑 亟怒纷纷者 怒貌也 怒至 士击高文者 跃勇士也 习之於夷夷 海也 宿之於莱 莱者野也 致之於单 单者堵也

可以看出，《维甲令》中大量成分难以用汉语解读，里面越人谓船的“须虑”之类的词显然不是汉语。

可能更加难察觉的是，江浙地区司空见惯的地名往往也暗藏玄机。

“姑苏”、“无锡”、“余杭”、“盱眙”、“余姚”、“富春”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比起“大兴”、“汴梁”、“曲沃”、“咸阳”、“长安”、“洛阳”之类的中原地名，这些地名会如此难解？

其实这些地名都是古越语的地名，在吴越地区彻底汉语化后，地名却往往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如今天的东北地区已经几乎完全汉语化，但哈尔滨这种来自满语的地名仍然得到保留。

根据语言学家郑张尚芳的解释，无论是《维甲令》中的怪词，还是今天江浙的各种怪异地名，实际上都可以在泰语等侗台语言中找到根源，如“须虑”为“船”，和泰语的sra/rua相合。而“姑苏”则为“令人称心”的意思。

今天以小龙虾出名的盱眙在上古时代也是属于吴越文化圈的一部分，而“盱眙”两字义为善道。无锡则更为传奇，“无”上古音是ma，其实即为侗台语“巫”的译音，而“锡”通“历”，锡山即为历山，整个无锡的名字是“历山之巫”的含义。

       

锡山也称历山，西神山，在上古越人社会地位崇高，为葬巫之地。

就吴越两国的情况看，在春秋时期上层已经至少可以说很好的汉语，而民众则继续操着百越自己的语言。如此说来，吴越贵族说的汉语应该是现代吴语的祖先了？

并不完全这样。

经过秦朝和两汉的发展，吴越地区的汉化程度越来越深，居民已经开始整体转用汉语，百越只在地名和某些词上有保留，如温州话把柚子称为pheo（㯱），即为越语遗迹。两汉之交王莽下令把“无锡”改为“有锡”，则充分说明“无锡”的本义已经被人彻底遗忘，而作汉语地名解了。

但是此时江南地区的汉语仍然和中原地区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这时的江南汉语与其说是现代吴语的祖先，还不如说是现代闽语的祖先。而真正让当今吴语打下牢固基础的事情，其实是发生在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

北来的中原人和中原话

永嘉南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吴语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南渡过程中，大批北方家庭南下，定居于设置在江南的各侨郡侨县，如今天的常州就设置了南兰陵郡，安置从山东兰陵南下的避祸难民。如同今天大量的外地人涌入长三角地区对当地语言生态产生重大影响一样，永嘉南渡的大量北方人也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汉语的发展。

与今天的外地人往往处于社会下层不同，永嘉南渡的南下北人中有大量的士族家庭，其政治文化地位更高于江南土著，因此他们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说当时中原汉语的群体。这些家庭往往力图避免江南地区“语音不正”的汉语对家庭年幼成员的影响，来自山东琅玡的颜氏家族就是典型。

《颜氏家训》的《音辞》篇着重强调了正音的重要性和颜氏家族对正音的执念，所谓“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南下士族的语言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北来的颜氏家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性在家庭教育上毫不含糊。

由于当时北方不断动荡，语言变化剧烈，到了颜之推的时代，南下士族的语音已经比留在北方的人保守不少。其“正音度”更胜中原，故而颜之推会有“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之叹。只是由于毕竟在江南已久，小范围的“南染吴越”难以避免，譬如《颜氏家训》中提到“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不分”，即dz/z不分，这种特征在今天的不少吴语中仍然存在。

永嘉南渡过去几百年后，当年南渡士族带来的中原语音渗入下层，把江南地区的汉语彻底洗了一遍，原本的江南汉语就此退出江浙地区，江浙地区的语音和中原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到了唐宋时期，今天的吴语区长期处于一个行政单位内，唐朝开元二十一年江南道拆分后，今天的吴语区几乎全部属于江南东道。而到了宋代，吴语区又属于两浙路，只是这次南京被划入江南路，埋下了南京和吴语区分道扬镳的伏笔。

整个唐宋时期，吴语区语音变化的速度仍然比中原地区慢得多。陆发言的《切韵》本来是以中原汉语为基础，但到了唐朝后期李涪居然出了一本《刊误》指斥其为“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

李涪之所以产生如此误解，主要原因是《切韵》中的浊音上声字和浊音去声字如“道”和“盗”分得很清楚，而在中唐以后，这两类字在北方话中逐渐合并。而《切韵》当中不少能分的韵母，如“东冬”之分，在当时的北方汉语中也已合一。但江南地区的语音更加保守，仍然能分，加之“陆”乃江南著姓，所以竟让李涪误以为实际上出身代北的汉化鲜卑人陆法言是在用吴音著书了。

走上独立道路

吴语保守的面目一直维持到了明朝。明朝早期昆山地区的地方韵书《韵要粗释》显示，当时的昆山话-m –n –ng -p –t –k六个中古汉语的辅音韵尾一应俱全，和今天的广州话一样。加之吴语声母向来保守，保留了中古汉语塞音声母的三分格局。

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的话，今天吴语就会当仁不让地可称是保留了最多古汉语语音的汉语方言了，北方人嘲笑江南人分不清前后鼻音那就更不可能。只是，在这关键时刻，吴语区一直以来的文化中心——苏州掉链子了……

明朝冯梦龙记载的苏州民歌《山歌》显示，当时的苏州话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m –n –ng开始混而不分。山歌中经常出现-im （如“金”）、-in（如“斤”）、-ing（如“经”）混押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保守的文人看来简直令人痛心疾首——尤其是明朝流行昆曲，昆曲相当讲究收音到位，昆曲中心苏州发生这种严重影响收音的音变相当叫人绝望，他们痛心疾首“吴人不辨清、亲、侵三韵”。所幸当时的曲家还能在苏州隔壁找到安慰，苏州附近的常州和绍兴当时都还能分。

       

昆曲在明清是文人自娱的重要方式，和演员不同，文人重视清曲，讲究颇多。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苏州在江南地区的文化核心地位，很快大家有样学样，都学坏了。自此吴语和北方话的距离再次越拉越大——这次不是北方变得快，而是吴语上了音变快车道，一骑绝尘了。

明清时期，随着吴语的快速音变，现代吴语的各项特征开始形成，如韵尾模糊、元音数量多等等。同时，北方话也在继续给吴语施加影响，如上海话“人”口语说nyin，但是“人民”中则是zen。不过，此时吴语在江南地区已经根深蒂固，北方话的影响比起永嘉南渡时彻底的清洗已经极为有限了。同样，苏州继续维持着吴语区一贯以来的文化中心，只不过，危机正在酝酿当中，太平天国即将给吴语区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阅读链接：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851年，广东花县的落魄书生洪秀全纠集了一帮客家乡勇，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这时，在数千里之外的吴语区，生活一切照旧。虽然盛清的光辉已经渐渐过去，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上海在列强逼迫下被迫开埠。

不过对于多数江南居民来说，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农民和市民仍旧各司其职，富裕的士绅阶层仍然努力在随着人口增长越来越困难的科举考试中试图出人头地。而官府则忙于应付日常事务，譬如如何对付日趋流行的滩簧之类。

       

苏州永禁滩簧碑，乡民热衷滩簧，不喜昆曲一向令地方官极为头疼。

没有人会想到，在接下去的十几年，这场看似不值一提的运动会席卷整个江南，对吴语的发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苏州的风光：川人称“洋气”为“苏气”

1851年，经过盛清时期人口的大规模扩张，全国人口大约为4.336亿。而江南地区人口尤其稠密。江南诸多市镇体系顶端的则是苏州城。

据估计，当时苏州府城的人口达到200万左右，超过了首都北京，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性大城市。而苏州文化的影响更是趋于巅峰，一地的状元、进士人数可以和西部许多省份相匹敌。而苏州制作的工艺品更是远销五湖四海，各种流行风潮也从苏州扩向四方，“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以至至今四川地区仍然把“洋气”称作“苏气”。甚至连苏州人都成了被公开收买哄抢的紧俏商品——其时苏州一大产业正是贩男鬻女供远地人作姬妾或伶人等用。

当时苏州风光到什么程度呢？

在远离吴语区的北京，1761年乾隆皇帝为了给母亲祝贺七十大寿，特意仿造苏州的街景，从万寿寺到海淀镇修建了一条长达数里的商业街。该条商业街效仿江南风格，五步一乐亭，十步一戏台，并从苏州选来一批商人在此经营店铺，一时之间吴侬软语响彻该街，这条街也就是现在北京海淀苏州街的前身。

       

北京颐和园也有苏州街，近年得到修缮复原，可惜似乎和苏州并不像。

苏州极高的经济文化地位为苏州话在吴语区乃至全国的流行创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据记载，苏州旁边的松江府在明朝时尚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到了清朝则演变为“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

在戏曲行当，苏州话的地位则更加崇高，本就有“四方歌者必宗吴门”。虽然昆曲自始至终是一种用官话的戏曲，但丑角念白大量使用苏白，遍布全国的文人曲家也在传唱昆曲时多多少少带上了苏腔。

其时，吴语人口在全国仅次于官话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14%，远远超过其他南方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的部分吴语文化地位更是远非其他南方方言可比。不过，灾难已经在酝酿当中了。

太平军来袭：吴语区龟缩

太平军自两广起兵后逐渐北上。1852年，太平军占领湖北湖南两省。由于两湖地区位于江南上游，顺江而下自然就成了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1853年，沿江东进的太平军攻克安庆，并占领南京。

南京虽然并不在吴语区范围之内，但是作为东南重镇一直是江浙西部的屏障。南京的陷落让整个江浙人心惶惶。

自此太平军时时袭扰江浙地区。江南各地纷纷组织团练试图阻止太平军进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江南腹地并未遭受毁灭性打击。不过，事情终究朝着坏的方向发展了。

1860年，李秀成率军东进，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李秀成部陆续攻克常州、无锡、苏州。其中攻打苏州时，时任江苏巡抚徐有壬采取坚壁清野策略，纵火烧毁了苏州繁华已久的阊门外商业街，永久性地毁灭了苏州作为主要商业中心的地位。1861年，太平军又攻占杭州。战事几乎让杭州全城居民死光。宁波、台州等浙东都市也先后陷落。

旷日持久的兵燹之祸对江南吴语区的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1851年，江苏省总人口4430.3万，苏南、苏北分别为3269.6万和1160.7万。战后苏南人口减少1830.9万，苏北增加了208.9万。自此吴语失去了江苏省第一大方言的地位。几乎全境都是吴语的浙江则由3127万死剩1497万。浙江所有州府除温州府外人口统统剧烈下滑，其中湖州府更是由近300万跌至不足10万。

       

浙江太平天国时期分府人口损失图

那这么一场大祸对吴语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吴语区除了人口骤减外，地盘也缩小了不少——由于战后江南地区赤地千里，官府组织了不少移民以填充损失的人口。这些移民往往原籍非吴语区，在一些人口损失特别严重，移民数量特别多的地方，出现了“喧宾夺主”的现象。吴语在日常交际中的地位让位给了移民的方言。

这种现象在皖南各地特别明显。太平天国战后皖南大片吴语区龟缩，今天吴语还有一定使用的只限于泾县等少数几个县。而本来地处江浙腹地的金坛由于人口灭杀严重，今天县城和西半个县已经多说江淮官话，只是东半部仍然说吴语。

皖南如今斑驳的方言分布即拜太平天国所赐。同时，苏州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受的祸害尤其剧烈，其经济虽然后来有所恢复，但是那个引领全国风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吴语区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各地方言也纷纷发生了重大嬗变。如宁波话早期记录和二十世纪初的记录就已经相差不少。

上海话的崛起

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在江南有一个受益者，那非上海莫属。战争期间大量江浙两省的富裕绅民和平头百姓纷纷涌向相对安全的上海租界避难。虽然太平军一度也试图进攻上海，但是终究没能抵挡得过洋枪大炮。

上海开埠早期的租界内有大量闽粤移民，大批迁来的江浙移民重新巩固了上海当地的吴语，同时让本就有一定基础的上海得到迅速发展。终于，上海取代了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很快，上海的商贸超过了千年商都广州。

       

闽粤移民一度占到上海人口相当部分，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清廷禁止了闽粤人移居上海。

大批迁徙而来的江浙移民对上海方言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上海本属松江府，其当地的吴语和其他松江府吴语一样，由于地处偏僻，一向较为保守。但是大批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上海话和周围松江府吴语的连续性。移民在学习和自己方言比较相近的另外一种吴语时往往会带上自己的口音。又由于苏州历史上的文化地位，虽然已然衰落，但是苏州口音仍然有着较高的语言权威。新形成的城市方言上海话也受到了苏州话的强烈影响。

上海话中最能体现苏州话影响的是“南”、“贪”等字，这类字的韵母在松江府的吴语中本来是读作e的。1853年上海开埠不久后，传教士记载的资料也是如此。但到了20世纪初期，上海话中出现了两派并行的状况，一些人读苏州的oe，一些人仍然读上海本来的e，两派人互相说对方上海话不地道，带有“苏州腔”或“浦东腔”。现如今经过20世纪的演变，oe派大获全胜，市区的上海话已经很难听到e的读法了。

江浙移民融合形成的上海话发音相对简单易学，又由于上海的急速发展，到了20世纪初，已经具有江浙一带“普通话”的地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就曾提到，当时一个常州人和一个无锡人见面时往往都说上海话，尽管常州话和无锡话本就能够互通。

不过，上海话的强势终究是昙花一现。现代以来江浙地区始终没能出现如香港之于粤语那样的文化生产中心。老上海电影虽然也一度兴盛，但是拍摄始终采用普通话。吴语更是从教育领域全面撤出，以至于如今一些人甚至看不惯写“上海人”而偏要写“上海宁”。在南方主要方言中，吴语的前景实在不妙。

从乐观的角度看，虽然吴语未来可能会被普通话取代，但江南仍将是人文荟萃，千载繁华的江南——只是那时“吴侬软语”只能依靠人们自行想象了。